本文在阐述欧洲碳税实践总体历程的基础上,从征税对象和范围、税率设定、税收使用和税收优惠等四个方面对最早推出碳税的北欧各国碳税政策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政策特征,并进而将各国碳税政策划分为几种典型类型,再从税制要素和税收使用方面对各类碳税政策的要点进行总结,最后提出相关启示。

承担大国责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球，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引领世界经济政治制度变革的基础要求，共建“一带一路”是当中的重要平台。本文从中国对世界影响的角度出发，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统计数据的质量问题，采用夜间灯光亮度数据反映各国的经济活动状况，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沿线国家的人均与地均灯光亮度，双方领导人的来访则进一步提高该效应。即中国的经济发展显著推动了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沿线国家与中国友好紧密程度的提高，更能强化这种推动作用，此推动作用源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显著提高双边贸易与直接投资额。由是，通过综合国力不断壮大及与世界的深入互动，中国将照亮“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进入买方市场以后，制造业企业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制造业要能走出目前的危机，必须首先弄清其陷入困境的起因。本文在剖析国内主要流行的四种观点的基础上，根据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经验观察，提出了关于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的七个基本原因，同时从五个方面就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战略作了探讨。 

本文通过构建2010年1月至2016年7月的VAR模型， 实证分析了新一轮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 脉冲响应结果显示： 第一， 美国隔夜拆借利率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各项目的冲击均在零轴以下， 表明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对我国直接投资、 证券投资、 银行部门的资本流动为负向溢出效应。 第二， 中美平均汇率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各项目的冲击均在零轴以下， 但冲击幅度较美国隔夜拆借利率更大， 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直接投资、 证券投资、 银行部门的资本流动有较强的负向溢出效应。 第三， 美国隔夜拆借利率、 中美平均汇率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各项目的冲击幅度总体较小且不断变弱， 这与新一轮美联储加息的节奏相对缓和以及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息息相关。 因此， 中国货币当局应及时关注和监测跨境资本流动， 警惕和防范美联储加息对跨境资本流动的不利冲击；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 增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双向浮动弹性， 从根本上实现人民币汇率预期的稳定， 进而缓解汇率波动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基于互联网及相应新兴技术产生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却表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本文在梳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特征的基础上，从微观、宏观两个层面探讨了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在微观层面，互联网、移动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可以形成兼具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长尾效应的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匹配供需，形成更完善的价格机制，由此提高经济的均衡水平。在宏观层面，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三条路径促进经济增长，即新的投入要素、新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新的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还具有一种类似斯密提出的自增长模式。最后，本文认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供更好的匹配机制与创新激励。

开放式创新是指企业利用和整合外部知识资源进行创新和商业化过程,以及将内部有价值的创意、知识、技术输出到组织外部,由其它组织来进行商业化过程。本文比较了开放式创新与封闭式创新模式的内涵、基本原则及绩效,分析了中国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创新模式封闭、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开放式创新范式下的产业和企业发展新举措。

在国家的统一规划部署下，中国人工智能及其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在对产业与区域的渗透中表现出技术依赖、数据支撑、逐顶竞争和广泛渗透四个典型特征，呈现出技术应用“枝繁根浅”、区域渗透“城强乡弱”、产业发展“政引企从”、区域布局“东研西算”四大态势。在技术、数据、政策、市场等多方面因素的驱动下，人工智能与区域和产业发展出现高度融合的趋势，呈现范围经济主导下产业融合的产业发展模式和“小节点—大网络”的区域集聚模式。尽管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并在人工智能应用层领域保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在关键工艺和核心技术方面仍与发达国家有较为明显的差距，在对产业与区域渗透中面临人才、技术、安全、伦理、区域分化等多方面的挑战。需要加快人工智能人才队伍建设、推进核心技术攻关、构建安全防护体系、完善法律规范、协调智能资源区域分配，推动人工智能更深刻、广泛地赋能产业与区域发展，助力中国经济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文基于企业角度研究商业道德行为选择问题。商业道德行为的经济本质是成本与收益博弈间对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追求的结果,而消费者反映、公司治理结构、管理者道德素质、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商业道德行为的重要因素。企业的经济行为必须具有最基本的商业道德。商业道德行为不仅是利他行为,也是利己行为。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就是要在道德完善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寻找一种可以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模式。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重要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会议上所作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阐述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等重大问题，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战略谋划。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人民的首要政治任务。为深刻理解领悟二十大报告中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经济学家》编辑部特邀请了一批国内知名专家开展了笔谈，现将部分成果刊发如下，以飨读者。

信贷扩张、土地财政以及住房预售制度是中国房地产泡沫形成的三大根源。中国房地产泡沫隐藏着巨大的双重风险:一方面导致财政风险加剧,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导致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体系。从长期来看,房地产业不应该作为我国的支柱产业来发展。金融危机和房地产泡沫双重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该适时做出调整:加大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严格土地管理制度,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关系;将控制资产价格膨胀纳入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开征物业税和住宅空置税,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

本文介绍了目前理论界流行的四种论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观点,即“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互动论”和“融合论”。然后,从分工和竞争力两个视角综述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机制。从产业层面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促进经济分工,提高经济效率。从企业微观层面看,制造企业使用生产性服务有利于其提高竞争力。最后,文章对论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的实证文献进行了概括。

有关准公共产品性质问题研究的深入或突破,是认识和缓解教育、医疗改革现实困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准公共产品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兼具部分公共产品和部分私人产品性质的某类产品。以产品消费的匀质性或非匀质性为依据,可将准公共产品划分为维持型如社会的公共设施、发展型如教育、经营型如医疗等三种类别。这种划分是有助于我们探讨不同类别的准公共产品最有效的供给方式。

近年来压力测试因其衡量金融危机等极端环境下风险的特性在现代银行风险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VaR等传统模型的重要补充。本文分别从压力测试的定义、国际实践规范、执行流程等角度对已有的文献和监管部门的调查研究报告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分析了压力测试的优缺点,讨论了压力测试中的实际操作细节及对于数据缺乏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有效地实施压力测试。文章最后对宏观压力测试这一新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介绍和诠释,也提出了在压力测试中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后续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M2/GDP 比率持续上升，现已高达2.0 左右，居世界前列，这种中国特色的高货币化现象被称为“中国货币之谜”。我国货币化率的上升主要由准货币（定期存款）快速上升造成的，居民资产性货币需求的上升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基本原因。不断上升的储蓄率提升了我国经济主体的资产规模；金融抑制从融资约束和投资限制两个渠道加强了经济主体对资产性货币需求的偏好。正是由于资产性货币需求或准货币占GDP 的比率不断上升，我国偏高的M2/GDP 比率并未对通胀产生很大压力，但将对房价、股价等资产价格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可能引致资产泡沫化。

空间计量经济学逐渐从边缘发展成为应用计量经济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主流。本文系统总结了近三十年来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进展与模型。本文对其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萌芽、起飞和成熟,并且对每个阶段理论重点与主要贡献进行了全面地概括。文章最后对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展望。

自从MM不相关定理诞生以来 ,企业资本结构理论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尽管西方许多学者对企业最佳资本结构形成的因素作了许多理论阐述 ,但由于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及各国经济的特殊性 ,因而实证检验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本文首先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作一些理论上的说明 ,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回归相结合的方法对其资本结构形成可能的影响因素加以实证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独特的股权结构是企业资本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而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作用却相对较弱。 

金融危机已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为应对危机各国央行不断降息。随着短期利率接近于零,美、日、英等主要国家的央行转而求助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通过购买长期国债等方式向经济注入巨量的流动性。全球大规模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为此,在对量化宽松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研究了日本量化宽松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当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是中国进入新常态下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型开放型战略，体现了“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转型”顶层设计的中国智慧。本文认为，对外开放是对内发展的机遇，为国内发展释放了空间，提供了过剩产能释放的通道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动力；对内改革是对外开放的基础，特别是市场机制和制度规则的建立，是确保对外开放质量的根本。在战略实施中，应通过国内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努力，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国家价值链和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使中国经济深度参与国际经济，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

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以及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催生了信息技术时代的新经济形态,即共享经济模式， 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的传统经济形态。 共享经济的出现与发展有着必然的经济与社会成因， 其带来了对传统经济的一系列的颠覆性影响： 促进企业职能转换、 促进服务升级、 促进行业竞争、 引导生产变革、 提升社会诚信、 实现灵活就业， 等等。 而针对共享经济的发展面临的边界问题、 法律困境以及政府管制问题， 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沿用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理论与框架的区别思路，根据企业国际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就企业国际化研究进行了分类与综述，然后在从变量和概念框架两个层面讨论企业国际化概念框架间联系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企业国际化概念框架。

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中国与美国共同构成全球数字经济的“双子星”，但中国数字经济远未取得绝对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数字经济出现“三二一”产业逆向渗透趋势，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不够强，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问题突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必须聚焦破解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建设数字经济重大战略平台，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提升数字技术对三大产业的融合度与渗透力。更深层次的是要打破制约数字化生产力发展和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建设的政策制度障碍，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监管机制和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机制。

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激励创新制度等无形要素实现要素的新组合，是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和商业上的应用和扩散。创新驱动作为发展战略本身也有个从外生向内生转变的问题。这就是转变技术进步的模式，由外生转为内生，立足于自主创新，依靠原始创新和引进技术的再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创新驱动需要注重协同创新，最为重要的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我国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还有个过程，但必须以此为目标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创新投入制度的创新来说，既要有市场创新，又要有政府创新，创造激励创新的环境。

本文考察了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在面临刘易斯拐点时,产业结构和农民工就业结构的变化情况。分析表明,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服务业和制造业等行业,有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从单位产值对农民工的吸纳量来看,与制造业相比,第三产业内的贸易餐饮业对农民工的吸纳力较强。在制造业内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有较大的产值比例并有资本密集化倾向,但这种表现为资本增加速度快于劳动力增加速度的倾向并没有改变行业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所以在工资上涨的背景下,制造业吸纳农民工的能力依然较强,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吸纳力不降反升。因此,沿海发达地区应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政府部门应该提供更多服务提高农民工生活水平以吸引并留住农民工,企业则应改变单纯投入生产要素的生产方式而转向提高生产率来保持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现代发达市场经济和高技术经济的生产过程中,呈现出生产要素的多维化:除了劳动力、工具力、对象力、科学力而外,管理力、环境力等等成为生产过程的有效因素,并且对产品使用价值和社会财富形成发挥重要作用,从而表现出生产方式进步中社会财富新泉源得到开发和富源的多样化。主要依托科学力(知识力)创造财富是人类进行财富创造的最高形式,也是财富创造效率最高的方式。在使用价值形成中非劳动要素作用和贡献的增大和活劳动的作用、功能的减缩,并不意味着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命题的失效。劳动是财富生产的原动力,是要素力的启动力,是多要素有机结合的粘合力。 

文章从生产劳动实践引发理论演变的方法论重新定义生产劳动;生产劳动和劳动价值论从物质生产领域拓展到服务经济领域,是劳动价值论的深化;服务劳动是生产性劳动,是社会财富和价值的源泉,这是服务价值论的新概念;服务的价值创造过程有其特殊性;劳动价值论从物质领域拓展到服务领域是经济学的一场革命。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我国经济领域实施的重大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实践。从深刻的理论逻辑层面去理解我国为什么要实施这一重大战略，有助于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行动形成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共识。本文从市场经济、生产-市场矛盾、大国优势的理论视角去解析了这一重大战略背后的理论逻辑，揭示了作为一个大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的过程中，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必然性，阐释了这一战略在当前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

新一轮技术革命不仅催生了全新的数字经济形态，也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以成本节约效应、产业链赋能效应以及出口增值效应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形态与分工地位。但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也面临突出的风险，体现在全球价值链空间布局层面，数字技术的深入赋能效应衍生全球价值链缩短与回流效应；价值链治理层面，链主国家对“攀升国”的科技压制与封锁衍生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在价值链利益分配层面，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的失衡与数字鸿沟加剧世界经济不平等。面对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的全新特征与新风险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国产业与微观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需要在生产要素层面进一步强化数字要素的第四类生产要素在数字创新驱动发展要素中的核心地位，在产业层面，强化数字经济对产业的赋能效应，即产业数字化与数字化产业双轮驱动打造面向国内大循环的产业链与创新链共促机制；在微观企业层面，强化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驱动创新引领，破解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城乡人口迁移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对中国人口迁移的特征进行描述的基础上,本文以推拉模型为理论依据,利用1992—2005年省级人口城乡迁移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中国人口城乡迁移的计量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农村人口城乡迁移存在倒U型关系。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镇就业岗位的增加,农村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以及乡镇企业就业岗位的相对减少都明显促进了城乡人口的迁移,而实际迁移距离和"无形"迁移距离制约着城乡人口的迁移。本文认为,完善当前的农地制度以增加农民进城的启动资金,为迁移人口提供稳定和适宜的居住条件,是政府促进人口城乡迁移健康、有序推进的关键。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承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是否能促进参与国之间和国内的共同富裕？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法( DID) 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 PSM-DID) 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区域国家间和国家内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区域国家间收入差距和国内收入差距有明显的缩小作用，稳健性检验验证了该结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 一带一路”倡议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以及与中国有自贸协定的国家的作用较大，对陆上丝绸之路和非自贸协定的国家影响较小。影响机制的实证结果表明，贸易渠道的影响效果大于直接投资渠道。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应持续推动建设高质量“一带一路”，积极签订贸易投资协定，深化对外直接投资广度和深度。

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探讨了人口结构变迁对房价的影响。我们首先模拟代表性家庭对房屋资产投资与消费的经济行为建立代际交叠模型，然后使用中国1999—2011 年的省际数据进行动态面板GMM 估计。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下降是造成我国房价持续上涨的人口结构因素; 此外，由于老年人存在“利他动机”，老年抚养比上升也是目前推动房价上涨的动力，但这一动力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重而减弱并逆转。我国的老龄化趋势使得青年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将造成房屋的供需关系发生反转。从人口结构角度看，未来我国房价不再具备快速上涨的基础，将面临持续增强的下行压力。

菲利普斯曲线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失业率与通胀率之间的置换关系而在于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勾勒。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可分为六种类型,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则极不规则。就实现宏观调控而言,研究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更有意义。

随着多边贸易体制WTO 多哈回合谈判受挫，全球经济区域化出现空前活跃，高标准、广覆盖的广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潮流。特别是美国主导的TPP、TTIP 试图重新塑造世界经济新规则，将改变世界经济格局。面对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以及区域集团竞争的挑战，中国应该调整立场和策略，制定一个清晰的FTA战略，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应对。

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内部控制是制度,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之间存在交叉重叠的关系。这会导致多套管理制度并存于企业的混乱局面。事实上,内部控制不是制度,而是职能,是管理职能中的控制职能。内部控制、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不存在谁包含谁的问题,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涵义相同,公司治理中体现了内部控制或风险管理思想。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具有内在一致性,可以统一于一套企业管理制度之中。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采取的是粗放型、内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以数量规模扩张、外延扩大、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低消费、内需推动、重工业优先、重速度、轻效益为其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趋向集约型为主、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以数量规模扩张、外延扩大、追求速度、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低消费为重要特征，并且具有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外需拉动作用显著、效率有所提高的新特征; 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和优化的趋势，是要形成科学发展方式。

在自由市场经济所内含的个体经济理性张力下,集体主义存在两大问题:集体主义何以可能(内部效率)和集体主义何以必要(外部效率)。通过分析,一方面作者指出简单摒弃集体主义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作者提出了“利益幻象”的分析范式,阐述在个体演化博弈话语下集体主义的可能性。

智能时代已经到来，人类社会的产业形态、生产方式、组织机制与工作环境等发生着巨大变革，新经济、新业态、新场景层出不穷，商业模式和运作体系不断发生着裂变和革新。财经领域人力资源在智能素养、人机协同、创造性学习能力等方面具有新需求，高等财经教育发展从教育目标、能力要求、教学改革等方面对财经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为此，高等财经教育必须积极识变、主动应变、科学求变，准确把握智能时代高等财经教育人才培养在知识体系、课程教学、教学场景、参与主体等方面的改革走向，通过遵循财经人才培养的新理念、构建深度交叉融合的新机制、营造学生成长成才的新场域、引入智能教学方式的新元素、发挥数据质量监控的新优势等推进路径，进行一场立体化、综合化、全局性的“新财经”人才培养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财经人才培养作出积极贡献。

了解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对于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的评价，有利于我们完整地把握恩格斯经济思想及其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认识到恩格斯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本文依次从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的恩格斯其人、恩格斯的思想来源、恩格斯在经济学领域对于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影响和恩格斯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地位和贡献等几个方面介绍西方经济学者对于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进而窥视恩格斯在整个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促进我们对于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在马克思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经济学界至今还没有对有限理性的成因找到一个公认的正确答案。通过实验,本文证明了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不是由于人脑计算能力的约束,也不是由于道德或社会规范的约束,而是因为受到其不愿尊重客体的自我主体意识的影响。本文还证实,自我主体意识是禀赋效应、现状偏爱现象、沉没成本谬误、占便宜悖论、Ellsberg悖论和分离效应等异常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