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向前推进的实践起点，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 标牵引。以改革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改革观的理论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的传承与赓续以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现实要求。坚持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人民至上、强化制度保障和持续推进理论创新等改革开放的经验优势构成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来源。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聚焦时代发展主 题、坚持人民至上、把准改革主攻方向和坚持正确的改革方法论，为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 劲动力和制度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现代化驱动发展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 的发展状况，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质量互变，以物 质现代化为基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 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它能够以科技现代化这个 “ 关键所在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它能够以“首要任务 ”驱动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质生产力也是为美好生活服务的生产力，它与中国式现代化拥有人民 至上的共同价值驱动力，而以新型发展方式和新发展格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则在深层逻辑上成 为二者内在的发展趋势、价值驱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充分激活和挖掘中国式现代化的 发展潜力。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水平的质变跃迁，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鉴于数据要素在 数字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通过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开辟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举措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数据要素和新质生产力的内在统一性为基础， 探讨了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从理论逻辑看，数据要素不仅 能够直接赋能生产力升级形成新质生产力，还能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 形成和发展。同时，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催生的众多新业态和新模式，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从现实挑战看，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存在数据要素价值 难以充分释放、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科技创新体系尚不健全以及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相对新质 生产力发展存在滞后等问题。最后，从科技创新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数据要 素倍增效应等视角提出了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时代化表达，其具有丰富的理 论内涵。新质生产力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生态环境保护同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坚持污 染防治优先基础上深度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新质生产力以现代绿色技术的融合协作、生产力结构 要素的创新联动为基础，在绿色生产关系培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以及国际交往合作的拓展中，推 动了绿色技术的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发展清洁能源，不断推动能源技术革命，注重资源的循 环集约利用，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推动经济社会的低碳循环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传统 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在打造高效生态产业群，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发挥政 府、企业与社会各方的合力以及绿色产业法规的完善等方面，积极推动构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 新质生产力为人们绿色消费方式的转变、主体绿色生活空间的拓展以及高品质生活的实现等提供 了新动能，从而为人们构建绿色生活方式。

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于生产力要素的系统性质变，在理论上可归纳为劳动者在科学技术驱 动下更大规模、更高效地结合起来认识、利用、改造自然进以创造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物质、 精神财富的能力，在实践中体现为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动能、以数字平台为中介的生产 和流通组织、以数据要素为牵引的要素优化组合、以高新产业为引领的产业结构升级。基于此，新 质生产力通过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形式赋能创新发展；通过重塑生产的社会结合形式赋能协调发 展；通过提高自然条件的利用效率赋能绿色发展；通过优化国际贸易和投资结构赋能开放发展；通 过催生民生导向的生产关系赋能共享发展，全方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将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规范数字平台发展、激发数据要素潜能、加快培育产业优势作为政策着力点，激发新质生产力对高 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经融入到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有助于生产力增强、 企业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相较其他传统要素，数据要素具有虚拟性与非消耗性、非竞争性、 价值不确定性、非静态性、正外部性五大特征，并对包括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等基本经济学原理赋予新的意义。梳理和比较文献后发现，数据确权、数据定 价和数据交易构成了数据要素市场的三大核心内容。从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发展视角看，数据确权 亟需明确权利性质和划分权利主体，数据定价需要结合具体的场景、定价策略和定价模型，数据交 易则依赖数据参与者存在不同的商业模式和交易机制。展望未来，数据技术发展、数据产权分置和 数据垄断问题将会成为影响数据市场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 发展之路”。《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未来五年基本建成高质 量的普惠金融体系。本文结合理论辨析和大量经验数据，首次回答了中国特色普惠金融体系是什 么、为什么以及未来怎么走的问题。首先，本文理论辨析指出，中国特色普惠金融发展是突破西方 传统金融理论桎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现实需要。其次，从保障体系、组织 体系、监管体系三个维度提出中国特色普惠金融体系的内涵构成，并阐述其建设成就。最后，揭示 中国特色普惠金融发展仍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高质量发展路径，包括还需降低普惠金融发展的地 区间差距、推动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差异竞争、增强保险和资本市场普惠功能、促进中小金融机构数 字化转型、推进合作金融发展、完善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性的长效机制、平衡好普惠金融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粮食安全观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形势和实践 要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粮食安全观，形成了习近平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开辟了马克思 主义粮食安全观的新境界。习近平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粮食安全观的创新性 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在认识论层面，构建新粮食安全观，对“什么是国家粮食安全 ”的认识进入了 新阶段；在价值论层面，定位“国之大者”，对“为什么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阐述达到了新高度； 在方法论层面，坚持战略谋划与举措创新并举，对“怎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回答打开了新局面。 在习近平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的指导下，新时代我国粮食安全领域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充 分彰显了其论述的实践伟力。

加快构建和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经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 性安排。在 1.0 版本的宏观经济管理和2.0 版本的宏观经济调控基础上，新时代我国形成了 3.0 版本 的宏观经济治理。从不同参考系考察这一历史嬗变进程，既包括历史视域下当前宏观经济治理对 以往宏观经济管理及宏观经济调控的完善，又包括制度视域下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治理与资本主义 宏观经济调控的区别。总体上看，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通过优化宏观经济治理着力方向、提升宏 观经济治理精准程度、拓展宏观经济治理作用主体、凸显宏观经济治理鲜明特色，蕴含着重要的学 理创新。

数字经济形态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经济形态、工业经济形态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数字 经济所具有的可复制、共享性、低成本等优势，有助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以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把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结合在一起研究，从发展生产力、共享生产 力发展成果的理论逻辑，研究“做大做好蛋糕 ”“切好分好蛋糕 ”的实践逻辑，分析数字经济赋能共 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内涵体现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与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的高度融合。马克思 生产力理论从生产过程、自然力、资本逻辑三个层次阐释其生态学意蕴。从生产过程来看，新质生 产力内涵着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对立统一。从自然力视角来看，新质生产力内涵着人类文 明演进史和生态文明演进史的相辅相成。从资本逻辑来看，新质生产力内涵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反生态性的根本否定。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内涵可以从理论、价值、技术、制 度四个维度加以阐释。理论维度上，新质生产力体现了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 的拓展。价值维度上，新质生产力体现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对人民至上理念的关照。技术维度 上，新质生产力体现了科学技术对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赋能。制度维度上，新质生产力体现了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资本逻辑的破除。

美国快速加息形成利率曲线倒挂诱发银行业危机，利率风险管理引起高度关注。本文从商业 银行资产负债配置的微观视角出发，分别从期限错配程度和利率期限结构分析净息差的变化机 理，通过手工采集数据构建微观层面期限错配程度对我国上市银行 2015 —2022 年数据进行实证 检验。研究发现：净息差与期限错配程度呈现相反关系，出现“期限错配之谜”，信用风险承担渠道 和主动资产负债管理倾向则是可能的解释；利率期限结构对净息差影响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方 向相反，本质上与资产负债利率重定价周期错位有关；期限错配程度较高的银行利率风险敏感性 更小，并非是其利率风险主动管理能力较强的结果，反而暴露出我国银行业利率风险管理能力较 差的现状；全国性银行相较地方性银行利率风险敏感性也更高，短期“船大难调头 ”特征明显。为牢 牢守住我国金融体系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应当提高跨周期风险管理能力、重视资产质量和资 产负债主动管理以及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动摇。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进入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必然趋势。本文 基于 2014 —2020 年中国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消费结构升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微 观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消 费结构升级通过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侧分别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和创新要素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结构服务化下，消费结构升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 正向作用是“边际效应减弱 ”的；消费结构升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在行业与企业 两个层面具有异质性。为此，应将供给和需求两侧协调配合，一方面采取措施恢复、稳定和扩大内 需；另一方面支持企业进行创新投入，参与创新活动，培育企业的创新能力。

农村金融服务亟待创新以有效满足农业强国建设的战略需求。当前，中国农村金融服务的有   效性、便利性、可得性明显提升，已经具备服务农业强国建设的基础能力，但还需进一步突破微观   机制与渠道缺陷、服务体系内部不均衡、外部融资溢价、城乡“数字鸿沟 ”明显、创新能力不足和统   筹施策不力等薄弱环节。农村金融以创新姿态服务农业强国建设，需加快从“扶贫金融+普惠金融” 到“普惠金融+产业金融”、从银行主导到“银行+市场 ”双重主导、从支持生态扶贫到服务乡村绿色   发展、从信息孤岛到开放型信用信息平台、从传统金融扶持到金融科技赋能、从发展激励到统筹发   展与安全六个方面进行路径创新，实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力机构”的协调配合。

本文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将国内市场潜力与企业 GVC 地位置于统一分析框架，利用 2003 —2015 年微观企业数据对国内市场潜力与企业 GVC 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表明：国 内市场潜力能够促进企业向 GVC 高端环节攀升，证明了大国市场可以作为企业 GVC 地位提升的 动力来源。解构国内大市场优势因素发现，国内超大市场规模引致的虹吸效应、集聚效应、竞争效 应通过降低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以及提升生产和研发效率的内在渠道促进企业向 GVC 高端环节 攀升。进一步地，本文还发现国内市场潜力优势不仅可以促进本行业企业 GVC 地位攀升，还可以通 过国内价值链的传导途径带动上下游行业企业GVC 地位升级。

数字化是现代制造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加强数字化投入能够为制造业结构优化提供新契机。 基于 2003 —2020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本文探讨了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及 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了制造业结构优化，且这一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较高、法治环境较好和创业活跃度较高样本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是数字 化投入影响制造业结构优化的重要作用机制；具体来看，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 创新都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大数据技术的赋能效应更为显著。数字产业也强化了数字化投入对 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且数字服务业与数字化投入具有显著的互补效应。数字商业模式也 是重要的影响渠道。以上研究结论对充分释放“数字红利”、弥合地区间“数字鸿沟”、拓宽制造业结 构优化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工业革命以来，劳动形态由工业劳动、服务劳动、信息劳动向数字劳动演进。数字生产方式加 速推动人机关系变革，从工业经济时代简单操作、密切协作、深度交互模式，逐渐向数字经济时代 柔性融合模式演进，机器的态势感知能力不断提升，人机依赖性日益增强。人机融合重构劳动关系 的动力机制涉及劳动关系系统中投入、主体、转换过程、产出等全主体和全流程的数字化变革。在 人机融合模式下，劳动关系发展面临新趋势，包括人职匹配趋于精准化、共生化，雇佣关系趋于灵 活化、合作化，办公场所趋于移动化、线上化，劳动过程趋于原子化、碎片化，工作时间趋于弹性化、 自由化，报酬支付趋于创客化、长期化，管控模式趋于扁平化、网络化，治理体系趋于多元化、柔性 化。为加速构建数字经济时代新型和谐劳动关系，市场层面应构建数字经济生态体系，打造劳动者 工作新模式；企业应加快组织变革进程，推动企业组织转向扁平化网状架构；个体应适应新环境、 强化新技能、激活新思想、创造新话语权；政府和社会组织应推动法律体系和制度改革，灵活运用 数字生态利益相关者力量。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 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然而，受 规模（效率）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创新溢出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以及外汇储备效应的影响，中国正 面临包括产品、要素、市场、外汇风险在内的去工业化经济风险。为此，需要以外防内控为基本策 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延伸制造业供应链产业链最大化制造业规模（效率）效应，实现制造 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最大化制造业高就业带动效应、高产业关联效应，全方位推动中国早日由 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

最低工资就业效应是文献中关注较多同时也是争议较大的话题。本文基于全口径大样本调查 微观数据，考察我国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异质性及可能解释。研究发现：整体而言，最低工资增加 对应就业减少，失业增加，而非经济活动人口规模基本保持不变。其次，最低工资就业效应存在明 显异质性：最低工资上升，女性相比男性就业下降和失业上升更明显，低学历相比高学历个体就业 下降、失业以及离开劳动力市场的规模都更大。再次，地区劳动力同质性程度是理解最低工资就业 效应异质性的重要维度：同质性越高，最低工资对就业（负向）、失业（正向）和非经济活动人口规模 （正向）的边际影响相对越大。

发展关乎一个社会的存续与兴衰，决定人类现代化何以可能。党的二十大提出高质量发展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从生成逻辑来看，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科学研判、是一百多年来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而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在把握重大机遇与 现实挑战中实现发展水平新跃升的时代要求。从实践路径来看，高质量发展应在发展理念、产业体 系、经济制度、开放水平等方面对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从价值意蕴来看，以高质量发展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厚植了经济社会的物质技术根基，而且提升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创造力 和国际影响力，为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资源，从而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全 面超越。

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不断与农业农村融合，农村电商快速发展是其中典型代表 之一。农村电商发展是否会促进农村收入向上流动，这对于数字经济时代提高农村收入流动性，促 进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通过创业和产业升级机 制促进农村收入流动性向上流动的基础上，采用2011 —2020 年全国25 个省 1269 个县的县域面板 数据，运用多期 DID 方法，实证评估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对农民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结 果发现，示范政策显著提升了农民收入向上流动，农民收入跃迁值增长 2.4 个百分点；示范政策主 要通过创业机制和产业升级机制提高农民收入的向上流动性，其中发展农村第二产业、提高第二 产业就业水平是重要的传导机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化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的演进之路。按照城镇化水平 速度，结合制度背景、经济社会以及城镇化政策时间节点，本文将我国城镇化历程划分为计划经济 下城镇化波动发展阶段、城镇化稳步发展阶段、快速城镇化阶段和城镇化减速提质发展四个阶段， 力求探寻城镇化战略的演进规律；贯穿城镇化战略的逻辑可以概括为一条根本主线和四条具体主 线，根本主线是党领导下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四条具体主线为经济发展促进了城镇化建设、始 终立足国情动态调整、大中小城镇和城市协调发展以及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新时代中国城 镇化发展将面临新目标、新动力与新趋势。

数智时代是当前世界历史的时代方位，数字劳动是当前人类劳动的存在形态。随着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数字、数据、代码和流量等成为劳动资 料。数字劳动资料的赋能使劳动呈现出劳动工具去物化、劳动过程去人化以及劳动产品去实化的 存在特质。数智化工具是科技进步、资本逐利、劳动发展以及劳动解放要求的结果。而抛开资本制 度层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智化工具的实现使得劳动解放成为可能。谛视数字智能赋能下的劳动， 它不啻是一种“人为的 ”创造，更要操持“为人的 ”定向。为此，在发展数字经济之时，要完善数智基 础设施，缩小数字鸿沟，共有数字技术；坚持人民立场，制定数智技术红线，共建数字体系；规避数 智技术垄断，构建数字公域，共享数字成果。以新时代劳动创新理论指导数智时代的数字劳动实践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现实任务，决定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强国建设既包括金融生产 力发展，又包括金融生产关系变革，旨在实现传统金融服务方式向现代金融服务方式转变，最终构 建起金融领导强、金融实力强、金融服务强、金融供给强、金融监管强、金融开放强、金融安全强的 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金融强国建设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金融 高质量发展、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密切相关的。为高质量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应当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建设、公司治理、经营管理的领导；完善现代金 融监管体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守住金融风险底线，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做 细做实5 篇大文章，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公共卫生事件、经贸摩擦、地缘冲突等多重因素的相互 交织对全球产业链的安全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迫使全球产业链重构速度加快，同时加剧了中国 产业链面临的外部依赖风险、技术壁垒和竞争、贸易保护主义风险、“断链 ”隐患以及产业国际分工 不平等。本文首先系统梳理我国产业链现有竞争优势和不足，分析全球产业链重构对我国产业链 安全的影响，进而提出保障产业链安全的战略取向。研究表明，全球产业链重构新形势下应当遵循 坚持在扩大内需中发挥本土市场规模效应的逻辑、在自主创新中实现核心技术瓶颈突破的逻辑、 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实现全球产业链竞争力提升的逻辑、在协同发展中实现产业链体系优化布局的 逻辑，并实施开放共赢战略、“数智化 ”转型战略、空间布局优化调整战略、产业链集群能级提升战 略以及产业基础能力再造战略，以求打破西方国家产业链“脱钩 ”企图、疏通我国产业链的关键堵 点、增强产业链粘性与韧性，保障中国产业链中长期安全。

农产品供应链是连接农村生产发展和城市生活消费的桥梁，其安全性和稳定性一直以来都是 社会所关注的焦点。本文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城镇化水平提高、收入增加、全球化、数字 化以及突发事件等因素推动下，农产品供应链发生的零售终端变革、餐饮服务变革、产地变革和供 应链中介变革。深入分析农产品供应链在供应稳定性、利益分配、全链条质量管控、全链条减损四 方面的困境，从强化供应链战略设计、抓住关键主体、发挥政府扶持杠杆作用、嵌入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农产品供应链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是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的过程。“实现我 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 ”和新常态“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提出了社会生产力发展量的增长中 质的变化“跃升 ”的要求；确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战略思想，确定了新质生产 力中“绿色发展 ”的根本规定性；三个“进一步解放 ”社会生产力整体论，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内在 规定和本质要求；工程科技中“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新概 括，对劳动过程中新质生产力特征作出创新性探索。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集成 的精粹，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和高质量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可靠依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跃升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和动力，也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可靠依据”。

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两个一百年 ”历史交汇点，聚焦 创新发展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对中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支持世界经济复苏、参与全球科技治 理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放创新的范围、领域和规模不断扩大，但开放创新生态 的构建仍处于起步阶段，在科研组织国际化程度、开放创新制度环境、全球创新要素配置能力和开 放创新国际环境方面面临较大挑战。立足新阶段打造开放创新生态的时代要求，未来我国应探索 提高科研组织国际化程度、加快建设国际化科创制度和环境、持续提升全球创新要素配置能力、积 极改善开放创新外部环境，以开放合作更好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意义凸显。本文从依赖程度、可控 韧性、自主能力三个维度，综合构建了评估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指标体系，选取集成电 路、大容量电池两个当前大国博弈的焦点领域，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水平做出了评估。测算结果 显示，在依赖程度方面，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非对称依赖关系，发达国家对我国 大容量电池产业的依赖程度较高；可控韧性方面，发达国家在集成电路产业上游有较强的垄断优 势，我国大容量电池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整体表现良好；自主能力方面，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上游大部 分领域比较优势相对较弱，大容量电池产业链各环节的专利申请处于领先地位，但部分核心产品 比较优势不够突出。应增强重点领域技术自主性，加大对链主企业的扶持力度，降低产业链供应链 路径依赖，全面提高我国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

注意力经济是资本主义围绕注意力这一特殊劳动范式而展开的一套全新剥削机制。数字时代 信息的爆炸式增长、数字景观的集群构建和时间物体的批量产出合谋共筑，加速对注意力的捕获 和收割，是架构注意力经济在场语境的存在性前提。注意力经济以资本联袂数字技术撩拨和刺激 个体注意力为起点，将个体的“观看 ”行为转化为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并通过对注意力的 数字化管控加固注意力经济运行的权力基础，确保了注意力经济由外环到内里加速循环运转。从 本质上说，注意力经济是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翻新积累方式、谋求价值增殖最大化的产物，其安身 立命的生命基因密码依然是资本对感性“活劳动”（注意力劳动）的绝对支配和无偿占有。注意力经 济没有根本改变资本逻辑扩张和剥夺的权力本性，它对个体日常生活的渗透和覆盖，给个体带来 了形式化存在的痛楚，使个体生命时间断裂，精神世界出现“焦土化 ”问题。对此，唯有全面激活马 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遗产，借以澄明资本裹挟注意力经济的假象, 才能对数字时代资本褫 夺剩余价值的新型方式和人的生存境况有根本性认识，从而敞显超越资本逻辑、复归人之为人的 思想道路。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正深刻改变资源配置格局，推动资源配置从局部调整向全局优化 迈进。本文在厘清数字化转型内涵及数字化视角下资源配置特征演变的基础上，揭示数字化转型 改善资源配置的理论逻辑：在数字技术加持下，以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为逻辑起点，数字化转型 实现对生产资源的全感知、全联接，并依托数据要素通过转换倍增、融合互补、集约替代、复用增效 赋能传统要素，提高传统要素配置效率；数字化转型推动要素数字化、重塑组织结构与分工模式、 催生“平台+企业”新型竞争模式，促进资源高效流动；数字化转型驱动资源配置突破微观企业边界 和宏观时空限制，拓宽资源配置范围；数字化转型依托大模型实现供需适配，提高信息可获得性,  缓解配置扭曲。最后，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关键技术创新、数据标准的形成与数据的有效治 理等方面阐述数字化转型改善资源配置的路径。

本文基于 2011 —2019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追踪数据及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数据，运用多时点 DID 模型，实证研究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政策对农村家庭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 该政策能促进农村家庭非农就业，为农村家庭在本地从事非农就业提供新机遇。机制分析表明，缩 小数字鸿沟,扩大社会网络及促进非农产业集聚是该政策促进农村家庭非农就业的重要渠道。异 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文化水平高、健康程度好、所在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或村庄内无企业的农村 家庭而言，该政策对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平台经济的发展为经济体系注入了新活力，其依托于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了一个去 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商业模式，重塑了生产与消费形式，加速了新就业形态的演变。基于平台经济 下新就业形态的特点与发展现状，剖析了平台经济影响新就业形态的背后机理，突出了规模效应 和替代效应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拓展了对新就业形态演变机制的理解。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了在平台经济下做好对新就业形态发展保障的必要性和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完善 法规体系、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监管与治理、推动教育和技能培训以及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的社会阶层认同等方面完善相关政策，以期为更好推动平台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和政策参考。

本文通过引入经济规模变量构建了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演变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经济增长 动力的演变机制和路径，并利用国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动能转换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 变动。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存在一定的演变机制，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增长的动 力逐渐由外循环动力向内循环动力转变。其中, 出口、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减弱，而居民 消费、私人投资、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通货膨胀、汇率 变动、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向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 发展动能转换的阶段应着眼于本国实际，适时调整经济政策保持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持续性和稳 定性，这是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的关键。

随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如何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物品、优化国家在公共事务   中的经济职能，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早在 19 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已认识到资本   主义国家经济职能的广泛性，并结合东方社会分析了国家出资“补助 ”私人资本和“国家承包商 ”垄   断经营的公共经济干预模式。此后，西方学者持续展开对公共物品供给的理论探索和“回归国家” 的福利制度实践，但难以逾越积累和合法化的危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以政企合作方式推   动公共物品的普惠性供给，可被视为国家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   而做的实践选择，反映出现代化经济治理中国家在规划与发展上协同化、在监督与调整上规范化   等趋向。

自由贸易不仅是调节生产要素配置、改善供求关系的市场行为，而且在世界历史视野下也是关 涉资源竞合的治理行为，蕴含着系统性的全球治理效应。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由贸易与国家崛起、大 国竞争、世界历史联动起来考量：通过对欧洲国家的分析，洞悉了自由贸易话语权与国家兴衰之间 的共振关系；通过对英美两国关系的省察，揭示了自由贸易博弈与大国竞争之间的深层联系；通过 对自由贸易历史作用的二重性阐释，分析了自由贸易与世界历史之间的辩证共生关系。作为践行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场域，中国坚持在时代前进的逻辑中前进，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 化，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提升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及普惠性，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产业智能化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离不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支撑。在当前 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中，相较于数据基础设施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算法基础 设施建设是核心也是短板，故亟需加强，进而发挥其赋能产业智能化发展的积极作用。算法基建赋 能产业智能化发展的理论逻辑在于，以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生产力再造、生产关系重构实现产业的 智能化转型与创新发展。但由于存在科技创新资源支撑不足、算法技术水平不高、体制机制改革尚 待深化等现实问题，需要从要素、制度、生态三个层面设计实践对策，即通过加强算法基建要素供 给、加快算法基建制度供给、构筑算法基建生态共同体来使算法基建赋能产业智能化发展。

本文主要从国民经济核算视角深入探究了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温差 ”的现象、成因及对 策。宏微观不一致的典型现象包括宏观经济中高速增长与微观企业盈利水平普遍下降存在不同步 性、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与实际获得感较低具有显著差异、总体就业形势稳中向好与青年就 业形势较为严峻产生明显背离。“温差 ”形成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加总偏 差、对宏观数据的认识存在个体感受的“幻觉 ”和信息偏差、收入分配不均和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 等多个方面。本文主要从加强宏微观核算数据的整合、改进数据采集与统计方式，提振微观主体预 期和信心、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四个方面提出了弥合“温差”的对策建议。

本文以地方政府开通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作为公共数据开放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 型，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研究发现，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促进企业投资 效率提升。机制检验表明，公共数据开放主要通过缓解代理问题、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企业 不确定性感知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异质性检验发现，公共数据开放对投资效率的正向影响在技术 密集型、集团化程度低以及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 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研究结论为政府引导企业利用数据要素提升投 资效率、优化市场配置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