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向前推进的实践起点，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 标牵引。以改革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改革观的理论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的传承与赓续以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现实要求。坚持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人民至上、强化制度保障和持续推进理论创新等改革开放的经验优势构成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来源。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聚焦时代发展主 题、坚持人民至上、把准改革主攻方向和坚持正确的改革方法论，为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 劲动力和制度保障。

新时代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农业生产关系，其中巩固和完善现有土地 承包关系，延续清晰明了的产权关系，是当下深化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试点，无疑是当下深 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自2020 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开展了五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 长 30 年试点，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在工作推动、问题解决以及潜在风险三个层面存在回避问 题等可能诱发试点工作不彻底、导致试点成效打折等问题。为此，应尽可能选择多样化的试点村、 更多探索用“地”的办法解决人地矛盾。

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及经济政治博弈的迭代升级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成了严重挑战，要求 国有企业发挥特定的产业控制功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国有企业产业控制功能的 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向战略必争领域集中，提升对国家产业战略的牵引支撑作用；强化 产业链“链长 ”能力建设，提升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引领带动作用；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控，提升 对国际资本施压的自主反制作用等。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下，国有企业需要通过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巩固增强产业控制功能，精准塑造面向新质生产力的新型产业控制力，同时注重联 合多元主体激发产业控制的正向外溢效应，以此更好发挥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作用。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正深刻改变资源配置格局，推动资源配置从局部调整向全局优化 迈进。本文在厘清数字化转型内涵及数字化视角下资源配置特征演变的基础上，揭示数字化转型 改善资源配置的理论逻辑：在数字技术加持下，以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为逻辑起点，数字化转型 实现对生产资源的全感知、全联接，并依托数据要素通过转换倍增、融合互补、集约替代、复用增效 赋能传统要素，提高传统要素配置效率；数字化转型推动要素数字化、重塑组织结构与分工模式、 催生“平台+企业”新型竞争模式，促进资源高效流动；数字化转型驱动资源配置突破微观企业边界 和宏观时空限制，拓宽资源配置范围；数字化转型依托大模型实现供需适配，提高信息可获得性,  缓解配置扭曲。最后，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关键技术创新、数据标准的形成与数据的有效治 理等方面阐述数字化转型改善资源配置的路径。

本文以地方政府开通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作为公共数据开放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 型，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研究发现，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促进企业投资 效率提升。机制检验表明，公共数据开放主要通过缓解代理问题、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企业 不确定性感知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异质性检验发现，公共数据开放对投资效率的正向影响在技术 密集型、集团化程度低以及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 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研究结论为政府引导企业利用数据要素提升投 资效率、优化市场配置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平台经济的发展为经济体系注入了新活力，其依托于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了一个去 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商业模式，重塑了生产与消费形式，加速了新就业形态的演变。基于平台经济 下新就业形态的特点与发展现状，剖析了平台经济影响新就业形态的背后机理，突出了规模效应 和替代效应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拓展了对新就业形态演变机制的理解。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了在平台经济下做好对新就业形态发展保障的必要性和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完善 法规体系、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监管与治理、推动教育和技能培训以及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的社会阶层认同等方面完善相关政策，以期为更好推动平台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和政策参考。

制度型开放是我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点，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 是我国下一阶段对外开放的主旋律。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是制度型开放的主要内容，分别以经济 体、政府、企业、产品和服务为实施主体, 围绕焦点议题，形成既有内容交叉、又有角度区分的开放 制度体系。从实践看，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贯穿于各具体开放领域之中，成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重要牵引和抓手。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应紧扣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各自的主攻方向，分类形 成制度型开放清单和任务体系，强化与外贸、利用外资、境外投资、科技开放、金融开放、共建“一带 一路”等具体领域的协同配合，共同汇聚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合力。

人口红利；人才红利；不平等交换；国际分工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建设，既有世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有中国特色内涵。本 文通过界定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内涵，采用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农业从业人员占比、城镇化率和农民受教育程度等评价指标体系，对比分析了世界发 达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探讨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国 外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差异，结合中国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和优劣势分析，找出中国与 发达国家在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的主要差距和原因。鉴于对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进程的分析，明确指出中国已经完全具备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到 21 世纪中叶之前， 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是完全可行的。但要完全实现这一目标，仍须立足国情，采取系统 性、整体性和一致性战略，推进农业农村、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和实行分地区推进、分产业推进、分主 体推进战略，不断完善建立组织保障、政策支撑、资金支持、人才支撑、法律支撑为核心的支撑保障 体系，以稳步推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数农融合 ”是数字经济与农民主体、农业发展及农村社会环境的深度融合，是立足于数字时 代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在理论逻辑上，“数农融合 ”以“科技－要素－产业范 式 ”在宏观层面重塑农业农村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以数字科技渗透在中观层面变革农业农村传统 产业生态系统，利用数字化转型在微观层面优化农业农村现代要素生态系统。就现实逻辑而言， “数农融合 ”能够推动我国农业农村实现以“农富国强 ”为目标的现代化，大国小农基本国情农情的 现代化，新四化同步的现代化，赓续中华农耕文明的现代化，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政策逻辑来看，应充分发挥科技与改革双轮驱动作用、政府与市场 有效结合作用、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作用；充分把握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关系、工农与城乡新型互 动关系，多领域全方位地推动与其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变革，促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乡村创新创业作为产业兴旺的重要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重要支撑。本文以“国家数字乡 村试点 ”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结合中国乡村创新创业指数，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析数字化转型对 乡村创新创业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乡村创新创业水平，经过一系列 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此种效应对地处南方地区、海拔更低、城乡要 素流动更通畅的地区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就业和提高融资便利发挥作用。 本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驱动乡村创新创业的作用机理，为厘清数字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框 架与政策实效提供有益参考。

首发经济是一种通过推出新产品、新品牌、新场景、新体验等创新成果，带动消费提质增流，促 进区域与产业联动创新，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和趋势的新经济形态。从首发经济的基本内涵来看， 首发经济是首因效应与眼球效应的有机结合、首店经济的形式延展、高质量供给的内容具现和城 市经济的动力源泉。我国具有大国规模经济优势、首发经济高地城市带头示范优势和探店经济高 水平发展优势，也面临着首发经济经营模式受困、国内品牌影响力受制和空间发展潜力受限的现 实挑战。在消费需求持续升级的大背景下，应致力于变首发经济“流量 ”为“存量”，增强国内品牌影 响力，因地制宜发展首发经济，把首发经济打造成拉动消费升级的重要抓手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新引擎。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智能化工具与技术正在重塑劳动的形态、方式以及价值创造过程，并催生 出一种全新的劳动形式——数智劳动。它深刻影响社会各领域，推动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成为马 克思主义理论新的研究对象。从马克思劳动对象化理论出发，对数智劳动能力分析可以分为三个 方面：数智劳动是人类认知能力、人类创造能力和人类协作能力的对象化。通过分析数智劳动的本 质发现，数智劳动是马克思劳动对象化在数智时代的体现，依然彰显着劳动对象化的过程。同时数 智劳动全面拓展了劳动的对象、创新变革了劳动的工具并极大地丰富了劳动的成果。在此基础之 上，探讨数智劳动对社会的影响与启示，有助于消除人们对数智劳动在社会分工方面的忧虑，坚定 进一步推进以人为本发展数智劳动的信心。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面临调结构、稳增长、防风险等多重挑战，如何夯实现代化基 础、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当前重要问题。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挑战不仅是总量矛盾更 是结构矛盾。必须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实际与发展目标，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构特征，挖 掘中国式现代化结构优化的潜力和路径。本文基于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生产率提升、动能转换和 供需调整方面的潜力，推动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等持续优化，促进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以结构优化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这是新征程关于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 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既体现了国有资本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质意蕴，也体现了促进共同富裕和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意蕴。新征程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 ”要坚持顶层设计与市场导向相结合、 国有资本集中与国有企业优化升级相结合、国有资本集中与非国有资本协同发展相结合。

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工业化内在高度关联，推动两者协同互促对实现这两大战略任务均有重大 意义，但当前研究在没有揭开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工业化内部“黑箱 ”的基础上探讨两者的互促，只 揭示了宏观总体关系，没有系统厘清深层辩证关系，也无法推导出更精准的协同推进策略。本文把 揭示两者的内部结构“黑箱 ”作为逻辑起点，发现二者的发展思路、发展原则和发展路径相同，但本 质、范围、构成和变革规律不同，总的辩证关系可以概括为深层本质和产业载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和 对立转化。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辩证关系蕴藏的丰富互促机制。实践中，需坚持共 同发展原则、坚守共同发展思想、壮大共同发展路径、破解共同改革难题，在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 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和互促发展。

技术标准跨国协调是稳步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是培育外贸新动能和巩固外贸基 本盘的重要途径。本文构建包含异质性企业和采用内生技术标准的多国模型，在理论上分析技术 标准协调通过成本互补效应和需求效应，促进出口扩张。在实证分析上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技 术标准协调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标准协调促进中国出口规模扩张。进一步分析 表明：认可国市场规模越大、参与标准协调的认可国数量越多，技术标准协调促进出口扩张的作用 越强；测试、质量、测量和网络类型的标准协调能显著促进出口扩张；标准协调能提高企业出口产 品的数量和价格，促使更多企业参与出口；标准协调产生企业选择效应，只有规模较大的企业采用 协调统一的技术标准，并带动其出口扩张。

加速推动资本要素资源向科技和产业创新领域集聚，对于催生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 征的新质生产力及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科技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角度出发，在理解 耐心资本内涵的基础上，从资本形式上界定了耐心资本的特征和外延，并阐明了其对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支撑与促进作用机制，论述了包括科技信贷、风险投资和股票融资在内的耐心资本全方位 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义、要求和要点，最后就当前培育和壮大耐心资本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时间资本化是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核心，以劳动力商品化和劳动时间最大化为基点。资本主 义进阶为数字资本主义，从“工厂 ”向“数字 ”的形态变构使其时间剥削呈现新态势，表现为时间剥 削对象从“工厂劳众 ”转向“普罗数众”，数字劳动塑造出数字产消者，全面溶解并吸纳数字产消时 间；剥削机制从“工时戒律 ”转向“数字雇佣”，数字技术展现对数字劳动时间强大的规训权力，必要 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界限日趋消解；剥削内容从“机器枷锁 ”转向“数字豢养”，数字资本制作 数字景观致幻数众对自由时间的认知；剥削走向从“剥削 ”进化为“剥夺”，数字资本主义让“无产阶 级 ”降格为“无用阶级”，加剧“智能机器 ”对无产阶级生命时间的汲取。对此，数字社会主义要实现 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超越，须着力提高数字生产力和服务力，强化数字资本的制度规约，以人本逻辑 超越资本逻辑，维护好数字劳动者的时间权益，同时加强大众思想引领教育，助其明晰自由时间的 本质，打破技术拜物教和景观拜物教的束缚。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重塑农业农村现代化话语体系和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新动能新引擎，是以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文章基于“创新-要素-产业 ”分析框架， 从经营方式系统变革、生产要素渗透融合及产业功能边界延展三维视角理论推演了农业新质生产 力形成的内在逻辑，从农业技术创新与应用的能力鸿沟、资源交互性渗透的脱嵌鸿沟、产业深度转 型的结构鸿沟及新型农业生产关系建构复杂度强化四重维度系统剖析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式 培育的制约因素，进而从创新供给动能要素、动态强化构筑基础、探索分类推进机制和形塑包容性 新型农业生产关系四个方面提出加速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成势的妥适性路径，以期为加快构建现 代化大农业产业体系贡献力量。

在充分保障进城落户农民“三权 ”的前提下，构建“三权 ”财产权益实现机制既是推进新型城镇 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处在重要窗口期。本文立足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以户籍关系变化和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调整为逻辑主线，审视进城落户农民“三权 ”的内涵演化，梳理进城落户农 民“三权 ”处置的政策脉络和地方探索，进而剖析构建进城落户农民“三权 ”财产权益实现机制的关 键难点。研究认为，构建进城落户农民“三权 ”财产权益实现机制的关键难点在于辨明农民进城落 户与融入城镇的关系，厘清集体内部转让与市场资源配置的边界，着力解决“三权 ”退出补偿不足 的核心问题，确立“以用定转、转用联动 ”一体化机制，抓住集体成员身份去留的根本症结，以及做 好退村进城之间权利保障的接续衔接。在此基础上，应建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动态调整机制、 健全多层级多元化补偿机制、推进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建设、“软硬兼施 ”完善引导机制、统筹推 进改革与完善配套制度。

有效配置知识资源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环节，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政 策是发展自主可控技术、缓和国外技术掣肘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这一政策的准自然实验，使用中 国 A 股上市企业 2011—2021 年面板数据，采用多期 DID 方法研究知识转移市场建设对企业 OFDI  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转移市场的完善可以为企业营造优质创新环境、畅通信息传播通路、拓宽专 业知识领域，帮助企业培育竞争优势进而开展多元化对外直接投资。异质性分析显示跨国企业通 过知识转移市场扩充知识库，主动缩小与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差距，可以显著提高跨国并购的成功 率，并且带动了数字型 OFDI 的投资规模。本文认为企业应当善用知识转移平台以丰富“专利池”， 破解关键核心技术，为提高对外开放质量注入强大动能。

本文基于 2011—2021 年我国179 家商业银行的数据，系统剖释了银行数字韧性的理论逻辑、 形成机制与提升路径。研究发现：第一，银行数字韧性是银行运用数字技术防范冲击、适应冲击并 在冲击后实现更稳定状态的能力，其逻辑溯源于数字能力、危机管理和金融安全理论。第二，银行 数字韧性的形成有赖于数字技术在冲击期间发挥的赋能作用。从赋能效应看，数字技术发展有助 于缓解重大冲击导致的银行风险加重，增强银行韧性。从赋能机制看，数字技术通过减弱重大冲击 对银行业务规模、业务成本以及业务关联的不利影响，提高了银行韧性。从异质特征看，数字技术 的韧性赋能作用在应对金融危机、贸易摩擦、突发卫生事件时更有效，在小规模、非国有、高风险的 银行中更显著。第三，银行数字韧性的提升离不开技术人才、基础设施和监管环境的保障。相对而 言，技术人才供给充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数字监管环境优良地区的银行能够更有效地形 成数字韧性。

数字经济时代，推动城市流通数字化转型对于提升流通效率、畅通国内大循环以及挖掘消费 市场潜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7—2020 年283 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以“国 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城市流通数字化转型赋能 消费市场潜能的政策效果展开实证评估。研究发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政策能够显著激发消 费市场潜能，且该政策在东部地区、高行政级别、高人口密度以及数字化基础条件占优势的城市中 表现得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政策能够通过提升供需匹配效率、畅通商 品和要素自由流动以及强化区域专业化分工间接激发消费市场潜能；此外，城市流通数字化转型 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能够带动邻近城市消费市场潜能的释放。研究结论为推进现代化流通体 系建设、充分激发有潜能的消费等方面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支撑。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激发企业活力、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党的十 八大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加速推进，从中央到地方围绕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 署和制度安排。新时代十年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经历了分类落实、有序推进、稳妥深化和巩固拓展 的发展历程，并在政策制定、混改范围、改革成果等各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经验。本文深入挖掘我国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溯源，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历程及成就经 验，并结合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对我国未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以期推动下一 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稳步实施与持续深化。

本文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9—2021 年上市公司数据， 通过双重差分法考察产业政策对集成电路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表明，产业政策显著激励集 成电路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同时，政策协同效应分析发现，产业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提高集成电路领 域政府创新补助的研发激励效果。上述影响在大型企业、资本密集行业以及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 保护程度更高的地区更为突出。机制分析表明，产业政策实现创新激励效应的关键机制在于激发 集成电路企业自主创新意愿，且提高股权融资水平、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以及发挥竞争效应是该政 策激发企业创新意愿的潜在渠道。本文研究证明，未来政策需充分考虑如何激发企业创新意愿，进 一步构建政策工具间有效协同的产业政策体系。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以户籍 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市民化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当前仍面临着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地 方政府市民化的财政支持和激励效应不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不足和城市融入水平较低等 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市民化过程中仍存在地方政府市民化事权与财权不匹配、户 籍制度改革与农村权益改革不协同、农村人力资本增长速度滞后于城市产业升级速度、城乡之间 存在文化差异和冲突四个方面的主要矛盾。为有效解决当前市民化面临的现实问题和主要矛盾， 需要坚持“ 目标确立、分类施策、逐步推进、城乡联动 ”的基本思路，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城 镇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均衡供给，提高地方政府财力保障水平，完善农村权益流转与退出机制，重视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与技能培训，增加城市的包容性。

建立良好的产业链协同治理机制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根本举措。链长制是 近几年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链治理新形式。从交易费用理论视角看，链长制融合了政府和 市场的部分功能，是一种介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组织形式，在实践中发挥了协调供需、保障供应等 作用，但是由于存在产业链的跨区域性和链长制的行政区域性等矛盾，链长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 在不少局限。要从应急之举变成长久之计，需在“利益互增定律 ”思路的指引下，产业链上下游各方 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常态化供需对接机制以及协同创新机制，结成利益共同体，探索产业 联盟、链主企业治理等更多形式，才能形成良好的持久的产业链协同治理机制，进一步提升我国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农村金融领域不完全竞争范式已经脱离了发展中国家之现实。地缘、业缘、亲缘的巨大变化， 既带来了农户信用信息的丰富性、空间与行业分布的分散性，也增添了信用评估的技术复杂性。在 信息收集与评估方面，以银行为代表的正规金融机构已在总体上居优，但“大国小农 ”的国情农情 使得民间中介在还款意愿信息方面将在长期内拥有比较优势。本文将这种新的范式概念化为信息 比较优势，并以中国为案例，系统讨论信息比较优势的基本原理、实践模式与政策意蕴。信息比较 优势范式的提出，既是对传统范式的迭代，也标志着农村金融领域中国学派的形成。在新的理论范 式指引下，中国特色农村金融现代化发展道路也将行稳致远。

新兴产业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占据关键地位，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产业支撑。适 用于传统产业的主流增长分析范式不能简单应用于在技术和发展阶段具有特殊性的新兴产业发 展的研究。实际上，新兴产业的生命周期演化由主导技术演化、市场规模和结构演化两条逻辑主线 共同推动。为此，基于演化增长理论，提出一个具有一般性和综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技术、偏好 和制度角度揭示了我国新兴产业演化增长的理论范式与实践。其基本逻辑是，首先客观描述了新 兴产业的演化增长过程与阶段性特征，进而抽象性地识别出背后的“技术—偏好—制度 ”这一演化 增长范式，然后基于软件产业的演化增长实践，经验性地分析了上述范式在软件产业的市场培育 和产业化过程中的具体作用。从演化增长视角看，进一步发展壮大新兴产业，需要从抓住产业技术 变革趋势、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加大产业政策支持力度等方面，着力打通技术滞后型、偏好错配型、 制度缺失型三类堵点卡点。

马克思认为，雇佣劳动绝非仅仅是形式上的货币与活劳动的交换活动，其本质上是设定资本即 生产资本的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劳动，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又结合的过程。“非 雇佣数字劳动 ”概念的兴起反映了数字经济时代劳动的新形态和新变化，也引起学者们对“非雇佣 数字劳动中是否存在剥削和是否产生剩余价值 ”的争辩和讨论。本文借鉴马克思的雇佣劳动理论， 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非雇佣数字劳动 ”的生产性和雇佣性，系统全面把握“非雇佣数字劳动 ”过 程，也可以帮助我们深入探究“非雇佣数字劳动”的新特征以发展和创新马克思雇佣劳动理论。

跨国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来优化其全球网络，不仅是推动企业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 义，也是保障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微观基础。本文基于新 OLI 范式，以2007—2022 年中 国A 股上市跨国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中国跨国企业全球网络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 理。研究发现，跨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全球网络集中度，促进全球网络多元化。机制分析 表明，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开放资源优势、联结优势和整合优势，通过推动企业实现开放式创新、 优化供应链配置和增强动态能力，促进形成创新开放型多元化、供需联结型多元化和动态整合型 多元化的全球网络。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摩擦导致的高系统性风险下，数字化转型对全球网络多 元化的助推效果更加显著；在新技术民族主义冲击下，高技术行业的跨国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推 动全球网络多元化的意愿更加强烈；相比于生产型和研发型子公司，数字化转型更易促进销售型 子公司网络多元化。

数字经济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量化数字经济规模和产业关联 特征有利于为监测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提供统计数据支撑。本文基于官方公布的国家投入产出表编 制了2012—2020 年 174 部门的数字经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系统核算了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规模、速度和结构，并分析了数字经济的投入产出结构与产业关联特征。研究发现，（1）2012  年以来，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及其分行业的增加值规模持续增长，已成为宏观经济增长的新引 擎；核心产业占比格局有所改变，数字技术应用业增加值已占据核心产业半壁江山，超过数字产品 制造业成为第一大产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保持高速增长，是带动核心产业发展 的关键产业。（2）数字制造业对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强，但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力仍然低于国民经 济平均水平；数字服务业具有相对“独立性”，主要在产业内部自循环，对其他产业依赖程度较弱； 虽然整个传统产业的重要性在逐渐减弱，但目前传统制造业仍是国民经济中的关键产业。本研究 可为判断数字经济发展关键驱动力和产业间关联特征提供科学依据。

人工智能作为驱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改变了劳动者的就业形态、劳动方式与评价认知， 对促进社会职业形态更迭、劳动方式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技术变革在推 动生产关系重构的同时，亦间接导致了社会劳动力需求的缩减，对劳动者的就业择业造成了冲击。 为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关键策略在于构建劳动者友好型制度环境、推动现代教育体系改革，从而激 发劳动者的创造力，同时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客观研判技术影响，以制度建设为牵 引，强化产教融合与人文关怀，聚焦劳动者的软实力培育，塑造劳动者的综合竞争力。在协调技术 进步与劳动者个人利益间谋求动态平衡，营造人机共生的和谐环境。

本文利用 2011—2022 年间56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国内外产业链耦合协调对国家创新效 能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与国际产业链耦合协调水平提高显著促进国家创新效能。进一步分析发 现，该影响主要通过增强企业创新激励、产生并扩大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和提高市场创新偏好等路 径实现。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知识吸收能力更高、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突出和机会均等水平 更高的国家，这种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发现对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避免产业大规模外迁与去全球化极端情形，促进国内外产业链 协调发展，汇聚国内外创新资源，提升国家创新效能，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

金融环境的变化能为预期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的信号。本文选取43 个国家和经济体在 1995 —2021 年的季度面板数据，利用在险增长模型研究了金融环境的变化对预期经济下行风险的影 响。研究发现，紧缩的金融条件在短期会增加下行风险，宏观金融脆弱性几乎在未来三年内都会增 加下行风险，外部冲击对下行风险的影响因预测期不同而异。进一步对宏观金融脆弱性分类分析 发现，宏观金融失衡和借款人资产负债表失衡几乎在整个预测期内都会显著增加下行风险，而金 融部门资产负债表失衡对下行风险的影响只在前5 个季度显著，并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各类因素 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有着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