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向前推进的实践起点，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 标牵引。以改革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改革观的理论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的传承与赓续以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现实要求。坚持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人民至上、强化制度保障和持续推进理论创新等改革开放的经验优势构成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来源。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聚焦时代发展主 题、坚持人民至上、把准改革主攻方向和坚持正确的改革方法论，为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 劲动力和制度保障。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时代化表达，其具有丰富的理 论内涵。新质生产力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生态环境保护同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坚持污 染防治优先基础上深度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新质生产力以现代绿色技术的融合协作、生产力结构 要素的创新联动为基础，在绿色生产关系培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以及国际交往合作的拓展中，推 动了绿色技术的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发展清洁能源，不断推动能源技术革命，注重资源的循 环集约利用，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推动经济社会的低碳循环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传统 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在打造高效生态产业群，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发挥政 府、企业与社会各方的合力以及绿色产业法规的完善等方面，积极推动构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 新质生产力为人们绿色消费方式的转变、主体绿色生活空间的拓展以及高品质生活的实现等提供 了新动能，从而为人们构建绿色生活方式。

新时代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农业生产关系，其中巩固和完善现有土地 承包关系，延续清晰明了的产权关系，是当下深化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试点，无疑是当下深 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自2020 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开展了五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 长 30 年试点，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在工作推动、问题解决以及潜在风险三个层面存在回避问 题等可能诱发试点工作不彻底、导致试点成效打折等问题。为此，应尽可能选择多样化的试点村、 更多探索用“地”的办法解决人地矛盾。

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及经济政治博弈的迭代升级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成了严重挑战，要求 国有企业发挥特定的产业控制功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国有企业产业控制功能的 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向战略必争领域集中，提升对国家产业战略的牵引支撑作用；强化 产业链“链长 ”能力建设，提升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引领带动作用；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控，提升 对国际资本施压的自主反制作用等。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下，国有企业需要通过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巩固增强产业控制功能，精准塑造面向新质生产力的新型产业控制力，同时注重联 合多元主体激发产业控制的正向外溢效应，以此更好发挥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作用。

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内涵体现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与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的高度融合。马克思 生产力理论从生产过程、自然力、资本逻辑三个层次阐释其生态学意蕴。从生产过程来看，新质生 产力内涵着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对立统一。从自然力视角来看，新质生产力内涵着人类文 明演进史和生态文明演进史的相辅相成。从资本逻辑来看，新质生产力内涵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反生态性的根本否定。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内涵可以从理论、价值、技术、制 度四个维度加以阐释。理论维度上，新质生产力体现了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 的拓展。价值维度上，新质生产力体现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对人民至上理念的关照。技术维度 上，新质生产力体现了科学技术对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赋能。制度维度上，新质生产力体现了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资本逻辑的破除。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正深刻改变资源配置格局，推动资源配置从局部调整向全局优化 迈进。本文在厘清数字化转型内涵及数字化视角下资源配置特征演变的基础上，揭示数字化转型 改善资源配置的理论逻辑：在数字技术加持下，以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为逻辑起点，数字化转型 实现对生产资源的全感知、全联接，并依托数据要素通过转换倍增、融合互补、集约替代、复用增效 赋能传统要素，提高传统要素配置效率；数字化转型推动要素数字化、重塑组织结构与分工模式、 催生“平台+企业”新型竞争模式，促进资源高效流动；数字化转型驱动资源配置突破微观企业边界 和宏观时空限制，拓宽资源配置范围；数字化转型依托大模型实现供需适配，提高信息可获得性,  缓解配置扭曲。最后，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关键技术创新、数据标准的形成与数据的有效治 理等方面阐述数字化转型改善资源配置的路径。

数智时代是当前世界历史的时代方位，数字劳动是当前人类劳动的存在形态。随着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数字、数据、代码和流量等成为劳动资 料。数字劳动资料的赋能使劳动呈现出劳动工具去物化、劳动过程去人化以及劳动产品去实化的 存在特质。数智化工具是科技进步、资本逐利、劳动发展以及劳动解放要求的结果。而抛开资本制 度层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智化工具的实现使得劳动解放成为可能。谛视数字智能赋能下的劳动， 它不啻是一种“人为的 ”创造，更要操持“为人的 ”定向。为此，在发展数字经济之时，要完善数智基 础设施，缩小数字鸿沟，共有数字技术；坚持人民立场，制定数智技术红线，共建数字体系；规避数 智技术垄断，构建数字公域，共享数字成果。以新时代劳动创新理论指导数智时代的数字劳动实践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现实任务，决定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

注意力经济是资本主义围绕注意力这一特殊劳动范式而展开的一套全新剥削机制。数字时代 信息的爆炸式增长、数字景观的集群构建和时间物体的批量产出合谋共筑，加速对注意力的捕获 和收割，是架构注意力经济在场语境的存在性前提。注意力经济以资本联袂数字技术撩拨和刺激 个体注意力为起点，将个体的“观看 ”行为转化为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并通过对注意力的 数字化管控加固注意力经济运行的权力基础，确保了注意力经济由外环到内里加速循环运转。从 本质上说，注意力经济是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翻新积累方式、谋求价值增殖最大化的产物，其安身 立命的生命基因密码依然是资本对感性“活劳动”（注意力劳动）的绝对支配和无偿占有。注意力经 济没有根本改变资本逻辑扩张和剥夺的权力本性，它对个体日常生活的渗透和覆盖，给个体带来 了形式化存在的痛楚，使个体生命时间断裂，精神世界出现“焦土化 ”问题。对此，唯有全面激活马 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遗产，借以澄明资本裹挟注意力经济的假象, 才能对数字时代资本褫 夺剩余价值的新型方式和人的生存境况有根本性认识，从而敞显超越资本逻辑、复归人之为人的 思想道路。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意义凸显。本文从依赖程度、可控 韧性、自主能力三个维度，综合构建了评估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指标体系，选取集成电 路、大容量电池两个当前大国博弈的焦点领域，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水平做出了评估。测算结果 显示，在依赖程度方面，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非对称依赖关系，发达国家对我国 大容量电池产业的依赖程度较高；可控韧性方面，发达国家在集成电路产业上游有较强的垄断优 势，我国大容量电池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整体表现良好；自主能力方面，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上游大部 分领域比较优势相对较弱，大容量电池产业链各环节的专利申请处于领先地位，但部分核心产品 比较优势不够突出。应增强重点领域技术自主性，加大对链主企业的扶持力度，降低产业链供应链 路径依赖，全面提高我国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

本文基于 2011 —2019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追踪数据及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数据，运用多时点 DID 模型，实证研究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政策对农村家庭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 该政策能促进农村家庭非农就业，为农村家庭在本地从事非农就业提供新机遇。机制分析表明，缩 小数字鸿沟,扩大社会网络及促进非农产业集聚是该政策促进农村家庭非农就业的重要渠道。异 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文化水平高、健康程度好、所在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或村庄内无企业的农村 家庭而言，该政策对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本文以地方政府开通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作为公共数据开放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 型，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研究发现，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促进企业投资 效率提升。机制检验表明，公共数据开放主要通过缓解代理问题、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企业 不确定性感知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异质性检验发现，公共数据开放对投资效率的正向影响在技术 密集型、集团化程度低以及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 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研究结论为政府引导企业利用数据要素提升投 资效率、优化市场配置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平台经济的发展为经济体系注入了新活力，其依托于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了一个去 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商业模式，重塑了生产与消费形式，加速了新就业形态的演变。基于平台经济 下新就业形态的特点与发展现状，剖析了平台经济影响新就业形态的背后机理，突出了规模效应 和替代效应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拓展了对新就业形态演变机制的理解。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了在平台经济下做好对新就业形态发展保障的必要性和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完善 法规体系、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监管与治理、推动教育和技能培训以及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的社会阶层认同等方面完善相关政策，以期为更好推动平台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和政策参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是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的过程。“实现我 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 ”和新常态“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提出了社会生产力发展量的增长中 质的变化“跃升 ”的要求；确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战略思想，确定了新质生产 力中“绿色发展 ”的根本规定性；三个“进一步解放 ”社会生产力整体论，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内在 规定和本质要求；工程科技中“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新概 括，对劳动过程中新质生产力特征作出创新性探索。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集成 的精粹，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和高质量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可靠依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跃升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和动力，也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可靠依据”。

制度型开放是我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点，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 是我国下一阶段对外开放的主旋律。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是制度型开放的主要内容，分别以经济 体、政府、企业、产品和服务为实施主体, 围绕焦点议题，形成既有内容交叉、又有角度区分的开放 制度体系。从实践看，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贯穿于各具体开放领域之中，成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重要牵引和抓手。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应紧扣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各自的主攻方向，分类形 成制度型开放清单和任务体系，强化与外贸、利用外资、境外投资、科技开放、金融开放、共建“一带 一路”等具体领域的协同配合，共同汇聚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合力。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建设，既有世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有中国特色内涵。本 文通过界定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内涵，采用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农业从业人员占比、城镇化率和农民受教育程度等评价指标体系，对比分析了世界发 达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探讨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国 外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差异，结合中国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和优劣势分析，找出中国与 发达国家在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的主要差距和原因。鉴于对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进程的分析，明确指出中国已经完全具备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到 21 世纪中叶之前， 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是完全可行的。但要完全实现这一目标，仍须立足国情，采取系统 性、整体性和一致性战略，推进农业农村、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和实行分地区推进、分产业推进、分主 体推进战略，不断完善建立组织保障、政策支撑、资金支持、人才支撑、法律支撑为核心的支撑保障 体系，以稳步推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数农融合 ”是数字经济与农民主体、农业发展及农村社会环境的深度融合，是立足于数字时 代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在理论逻辑上，“数农融合 ”以“科技－要素－产业范 式 ”在宏观层面重塑农业农村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以数字科技渗透在中观层面变革农业农村传统 产业生态系统，利用数字化转型在微观层面优化农业农村现代要素生态系统。就现实逻辑而言， “数农融合 ”能够推动我国农业农村实现以“农富国强 ”为目标的现代化，大国小农基本国情农情的 现代化，新四化同步的现代化，赓续中华农耕文明的现代化，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政策逻辑来看，应充分发挥科技与改革双轮驱动作用、政府与市场 有效结合作用、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作用；充分把握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关系、工农与城乡新型互 动关系，多领域全方位地推动与其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变革，促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本文选取2005—2021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考察在 2015 年以后实施的金融科技政策对关系型贷款的影响及内 在机制，探究“稳增长 ”的金融科技政策在驱动银行业信贷结构调整时，如何受到“防风险 ”因素的 制约。结果发现：第一，追求“稳增长 ”的金融科技政策对关系型贷款的影响呈短期增长、长期下降 的趋势，其中“防风险 ”因素加剧了该比率的短期提升。第二，政策影响存在所有制的同质性以及区 域与企业竞争力的异质性。第三，政府干预、银行数字化转型、企业融资成本以及风险承担对关系 型贷款的短期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融资约束的持续缓解引致了该比率的长期下降。本文为银 行业如何更好地统筹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关系提供了政策参考。

乡村创新创业作为产业兴旺的重要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重要支撑。本文以“国家数字乡 村试点 ”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结合中国乡村创新创业指数，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析数字化转型对 乡村创新创业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乡村创新创业水平，经过一系列 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此种效应对地处南方地区、海拔更低、城乡要 素流动更通畅的地区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就业和提高融资便利发挥作用。 本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驱动乡村创新创业的作用机理，为厘清数字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框 架与政策实效提供有益参考。

随着平台经济垄断化趋向愈加明显，平台经济中的劳动关系呈现出多元性、复杂性与隐蔽性 等特征，特别是随着消费者等新主体的加入，平台经济中的劳动关系形成了多边、多行为主体的交 互博弈格局。诸多理论与实践表明，平台企业、劳动者与消费者三个行为主体的交互博弈过程并非 是“共享均利 ”的和谐共生状态，反而是在平台企业的垄断操控下演变成了平台企业单方的“垄断 套利 ”非均衡状态，集中表现为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隐蔽操控—弱势从属”，消费者与劳动者 之间的“协同监控—被动服务”，以及平台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精准套利—粘性依存 ”等特征。本 文认为，应从国家规制、工会维权以及舆论引导等多个方面协同发力，多措并举推动平台劳动关系 回归至“共享均利 ”状态，促进各行为主体间和谐共生、协同共赢，才是今后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治理 方向。

人口红利；人才红利；不平等交换；国际分工

首发经济是一种通过推出新产品、新品牌、新场景、新体验等创新成果，带动消费提质增流，促 进区域与产业联动创新，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和趋势的新经济形态。从首发经济的基本内涵来看， 首发经济是首因效应与眼球效应的有机结合、首店经济的形式延展、高质量供给的内容具现和城 市经济的动力源泉。我国具有大国规模经济优势、首发经济高地城市带头示范优势和探店经济高 水平发展优势，也面临着首发经济经营模式受困、国内品牌影响力受制和空间发展潜力受限的现 实挑战。在消费需求持续升级的大背景下，应致力于变首发经济“流量 ”为“存量”，增强国内品牌影 响力，因地制宜发展首发经济，把首发经济打造成拉动消费升级的重要抓手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新引擎。

当前阶段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存在村集体“统 ”的职能发挥不充分、城镇化推动农户普遍 “ 离农 ”“背农”、农地制度难以满足农业现代化的需要等问题与挑战。在建设农业强国与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政策导向和人地分离第二次高峰的推动下，加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存在问题的拉动， “ 小田并大田 ”改革应运而生。本文在分析“小田并大田 ”改革形成动因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存在问 题、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分析公安县“小田并大田 ”改革对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创新探索。本研 究从制度、“分”、“统 ”三个层面展开分析，通过尊重农户意愿、开展调田并地、成立三类合作社的举 措，解决了农户差异化诉求、农地细碎化和“统一 ”经营不足的问题，探索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新的实现形式。

金融科技发展需要平衡创新与监管。本文从柔性监管视角切入，以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为 准自然实验，基于 2015—2022 年中小银行数据考察试验性监管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 现，试验性监管能够显著降低以中小银行为主体的区域金融风险，这一影响在资产规模较小、风险 水平较高、特许经营权价值较低的农商行样本中更加明显。试点可以通过降低银行不透明度、提升 银行经营效率和扩大人才规模来缓解区域金融风险。进一步分析得出，试点能有效约束样本的潜 在溢出风险，相较于强制性监管拥有控制事前风险的优势。此外，试验性监管可以加强金融科技对 金融创新的助推作用，实现“创新”与“监管”的平衡。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银行高 质量发展需顺应宏观形势变化，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资产负债管理正逐步迈向全 面动态前瞻的综合平衡管理阶段，主要特点是在资产负债组合管理基础上，平衡多重约束，兼顾多 元价值，注重全面风险管理和资本管理，统筹表内外和集团一体化，实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 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统一。具体路径上，资产端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主线，与国家高质量发展同频 共振，从大类资产配置、信贷结构、区域选择上聚焦优化；负债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适应人口趋势和客户结构变化，提供场景化、价值型金融服务，提升核心 负债的管理能力和服务质效；资本端注重轻资本转型，强化客户经营和联动统筹，开辟转型发展新 路径。管理方式上，要适应综合化、以客户为中心、场景化经营模式，打造广义维度、客户维度、场景 维度资产负债表，建立全方位、全链条、深层次资产负债管理模式。

国有企业凭借其资源基础优势与整合调配能力在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 然而，垂直型组织架构所引致的沟通效率不高、权力向上集中导致的基层创新自主权不足、行政导 向下风险保守的决策倾向以及创新战略与实践路径的失衡等典型内在短板依然存在于部分国有 企业中。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国有企业创新提供了雄厚的信息基础与技术支撑、新颖的转型模式与 价值主张、先进的治理思路与管理手段以及包容的合作平台与产业生态。当前，国有企业创新发展 仍然面临数据要素驱动能力较薄弱、数字人才培育体系待完善、数字化运营治理能力需加强等现 实困境。为此，以数字经济为引擎，深度赋能国有企业创新发展，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突破国有 企业在行政化与层级化管理方面的潜在局限、克服风险规避与资源保存的思维定式，进一步夯实 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完善人才培育体系，强化数字创新治理，健全数字创新生态，充分发挥数字经 济在技术、管理、制度环境建设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有力推进国有企业创新进程，提升国有企业可 持续发展能力。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重塑农业农村现代化话语体系和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新动能新引擎，是以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文章基于“创新-要素-产业 ”分析框架， 从经营方式系统变革、生产要素渗透融合及产业功能边界延展三维视角理论推演了农业新质生产 力形成的内在逻辑，从农业技术创新与应用的能力鸿沟、资源交互性渗透的脱嵌鸿沟、产业深度转 型的结构鸿沟及新型农业生产关系建构复杂度强化四重维度系统剖析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式 培育的制约因素，进而从创新供给动能要素、动态强化构筑基础、探索分类推进机制和形塑包容性 新型农业生产关系四个方面提出加速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成势的妥适性路径，以期为加快构建现 代化大农业产业体系贡献力量。

技术标准跨国协调是稳步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是培育外贸新动能和巩固外贸基 本盘的重要途径。本文构建包含异质性企业和采用内生技术标准的多国模型，在理论上分析技术 标准协调通过成本互补效应和需求效应，促进出口扩张。在实证分析上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技 术标准协调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标准协调促进中国出口规模扩张。进一步分析 表明：认可国市场规模越大、参与标准协调的认可国数量越多，技术标准协调促进出口扩张的作用 越强；测试、质量、测量和网络类型的标准协调能显著促进出口扩张；标准协调能提高企业出口产 品的数量和价格，促使更多企业参与出口；标准协调产生企业选择效应，只有规模较大的企业采用 协调统一的技术标准，并带动其出口扩张。

加速推动资本要素资源向科技和产业创新领域集聚，对于催生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 征的新质生产力及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科技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角度出发，在理解 耐心资本内涵的基础上，从资本形式上界定了耐心资本的特征和外延，并阐明了其对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支撑与促进作用机制，论述了包括科技信贷、风险投资和股票融资在内的耐心资本全方位 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义、要求和要点，最后就当前培育和壮大耐心资本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本文立足于中国农村独特的农地制度改革背景，发掘创业行为背后的产权制度根源。基于 2016—2018 年广东省阳山县4449 户农户家庭全部成员就业创业信息的面板数据，利用广义 DID 模型细致评估了农地确权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地确权显著拓展了农户的县域 创业空间,这主要是激励了农村政治与经济两类精英家庭的创业行为；而文化精英家庭的潜在创 业空间因资金缺乏而有待释放。（2）农地确权主要通过发挥市场在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作 用、优化当地营商环境来吸引农村精英返乡创业。而且，农地确权并不显著影响县域创业行为的生 存周期，表明其创业效应不带有政府强推的“运动式 ”特征。（3）农地确权改革激发的创业活动有显 著的就业带动效应，且“差序格局 ”特征明显。文章结论揭示了农村地区创业所蕴含的地权改革作 用逻辑，是农户从“外出打工”向“返乡创业”生计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这是新征程关于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 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既体现了国有资本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质意蕴，也体现了促进共同富裕和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意蕴。新征程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 ”要坚持顶层设计与市场导向相结合、 国有资本集中与国有企业优化升级相结合、国有资本集中与非国有资本协同发展相结合。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智能化工具与技术正在重塑劳动的形态、方式以及价值创造过程，并催生 出一种全新的劳动形式——数智劳动。它深刻影响社会各领域，推动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成为马 克思主义理论新的研究对象。从马克思劳动对象化理论出发，对数智劳动能力分析可以分为三个 方面：数智劳动是人类认知能力、人类创造能力和人类协作能力的对象化。通过分析数智劳动的本 质发现，数智劳动是马克思劳动对象化在数智时代的体现，依然彰显着劳动对象化的过程。同时数 智劳动全面拓展了劳动的对象、创新变革了劳动的工具并极大地丰富了劳动的成果。在此基础之 上，探讨数智劳动对社会的影响与启示，有助于消除人们对数智劳动在社会分工方面的忧虑，坚定 进一步推进以人为本发展数智劳动的信心。

本文基于 2011—2021 年我国179 家商业银行的数据，系统剖释了银行数字韧性的理论逻辑、 形成机制与提升路径。研究发现：第一，银行数字韧性是银行运用数字技术防范冲击、适应冲击并 在冲击后实现更稳定状态的能力，其逻辑溯源于数字能力、危机管理和金融安全理论。第二，银行 数字韧性的形成有赖于数字技术在冲击期间发挥的赋能作用。从赋能效应看，数字技术发展有助 于缓解重大冲击导致的银行风险加重，增强银行韧性。从赋能机制看，数字技术通过减弱重大冲击 对银行业务规模、业务成本以及业务关联的不利影响，提高了银行韧性。从异质特征看，数字技术 的韧性赋能作用在应对金融危机、贸易摩擦、突发卫生事件时更有效，在小规模、非国有、高风险的 银行中更显著。第三，银行数字韧性的提升离不开技术人才、基础设施和监管环境的保障。相对而 言，技术人才供给充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数字监管环境优良地区的银行能够更有效地形 成数字韧性。

有效配置知识资源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环节，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政 策是发展自主可控技术、缓和国外技术掣肘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这一政策的准自然实验，使用中 国 A 股上市企业 2011—2021 年面板数据，采用多期 DID 方法研究知识转移市场建设对企业 OFDI  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转移市场的完善可以为企业营造优质创新环境、畅通信息传播通路、拓宽专 业知识领域，帮助企业培育竞争优势进而开展多元化对外直接投资。异质性分析显示跨国企业通 过知识转移市场扩充知识库，主动缩小与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差距，可以显著提高跨国并购的成功 率，并且带动了数字型 OFDI 的投资规模。本文认为企业应当善用知识转移平台以丰富“专利池”， 破解关键核心技术，为提高对外开放质量注入强大动能。

数字资本在其价值运动过程中具有向全球范围扩张的鲜明趋势，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描述 了资本由一国发展到全球范围的空间扩张过程，为我们分析数字资本全球化扩张逻辑提供了理论 基础。资本生产中的价值创造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内在动因；资本流通中的价值实现推动世界市场 的不断拓展；资本生产总过程中的价值分配引发并加剧世界市场危机。数字经济时代，在数字资本 的国际生产、全球流通以及世界生产总过程中，数字经济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的全球化 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分散网络化；加深了“中心—外围 ”的层级性世界交往；重塑了剥夺性积 累下的国际数字资源利益格局。由此引起数字资本扩张逻辑下关于数字权力技术根植与数字生命 管控、跨国平台垄断资本的加速主义与数字经济危机倾向、逆全球化与财富集中化趋势下的数字 帝国主义霸权的空间批判性审思。

推动国资监管体制由“管资产 ”向“管资本 ”转变是新一轮国资改革的关键方向。本文基于沪深   A 股数据，以国有资本投资和运营公司（简称“两类公司”）的组建为切入点，以双重差分模型检验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显著提升了国有   企业抗风险能力。机制分析表明，其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机制、过度投资抑制机制、“脱实向虚” 纠正机制间接提升了国企抗风险能力。异质性分析显示，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的效应还受行业、区   域、公司治理因素影响。行业维度，垄断性、高技术行业的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提升效应更强；区域   维度，央企与东部地区国有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提升效应更强；公司治理维度，具有较高混改程度、 内部控制水平、独立董事比例、股权激励程度的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提升效应更强。

返乡创业活动是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数理推演基础上，运用 2014 —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四期面板数据，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探讨 返乡创业活动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 水平。具体而言，返乡创业活动不仅提高了农村家庭的工资性、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而且对农村 收入分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集中表现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改善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同时，良 好的外部创业环境是返乡创业活动支持农村家庭增收的关键因素,在第三产业领域的返乡创业活 动对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返乡创业活动展现出了较好的包容性，尤其是对身 体健康状况较差或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一般的农村弱势群体，其增收效应更加明显。因此，应积极 打造优质的创业环境，推动高层次返乡创业，并着力提升返乡创业者的社会责任感，使返乡创业活 动更具普惠性和共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