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工业化内在高度关联，推动两者协同互促对实现这两大战略任务均有重大 意义，但当前研究在没有揭开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工业化内部“黑箱 ”的基础上探讨两者的互促，只 揭示了宏观总体关系，没有系统厘清深层辩证关系，也无法推导出更精准的协同推进策略。本文把 揭示两者的内部结构“黑箱 ”作为逻辑起点，发现二者的发展思路、发展原则和发展路径相同，但本 质、范围、构成和变革规律不同，总的辩证关系可以概括为深层本质和产业载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和 对立转化。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辩证关系蕴藏的丰富互促机制。实践中，需坚持共 同发展原则、坚守共同发展思想、壮大共同发展路径、破解共同改革难题，在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 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和互促发展。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智能化工具与技术正在重塑劳动的形态、方式以及价值创造过程，并催生 出一种全新的劳动形式——数智劳动。它深刻影响社会各领域，推动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成为马 克思主义理论新的研究对象。从马克思劳动对象化理论出发，对数智劳动能力分析可以分为三个 方面：数智劳动是人类认知能力、人类创造能力和人类协作能力的对象化。通过分析数智劳动的本 质发现，数智劳动是马克思劳动对象化在数智时代的体现，依然彰显着劳动对象化的过程。同时数 智劳动全面拓展了劳动的对象、创新变革了劳动的工具并极大地丰富了劳动的成果。在此基础之 上，探讨数智劳动对社会的影响与启示，有助于消除人们对数智劳动在社会分工方面的忧虑，坚定 进一步推进以人为本发展数智劳动的信心。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建设，既有世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有中国特色内涵。本 文通过界定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内涵，采用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农业从业人员占比、城镇化率和农民受教育程度等评价指标体系，对比分析了世界发 达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探讨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国 外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差异，结合中国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和优劣势分析，找出中国与 发达国家在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的主要差距和原因。鉴于对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进程的分析，明确指出中国已经完全具备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到 21 世纪中叶之前， 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是完全可行的。但要完全实现这一目标，仍须立足国情，采取系统 性、整体性和一致性战略，推进农业农村、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和实行分地区推进、分产业推进、分主 体推进战略，不断完善建立组织保障、政策支撑、资金支持、人才支撑、法律支撑为核心的支撑保障 体系，以稳步推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乡村创新创业作为产业兴旺的重要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重要支撑。本文以“国家数字乡 村试点 ”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结合中国乡村创新创业指数，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析数字化转型对 乡村创新创业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乡村创新创业水平，经过一系列 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此种效应对地处南方地区、海拔更低、城乡要 素流动更通畅的地区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就业和提高融资便利发挥作用。 本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驱动乡村创新创业的作用机理，为厘清数字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框 架与政策实效提供有益参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这是新征程关于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 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既体现了国有资本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质意蕴，也体现了促进共同富裕和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意蕴。新征程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 ”要坚持顶层设计与市场导向相结合、 国有资本集中与国有企业优化升级相结合、国有资本集中与非国有资本协同发展相结合。

加速推动资本要素资源向科技和产业创新领域集聚，对于催生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 征的新质生产力及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科技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角度出发，在理解 耐心资本内涵的基础上，从资本形式上界定了耐心资本的特征和外延，并阐明了其对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支撑与促进作用机制，论述了包括科技信贷、风险投资和股票融资在内的耐心资本全方位 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义、要求和要点，最后就当前培育和壮大耐心资本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首发经济是一种通过推出新产品、新品牌、新场景、新体验等创新成果，带动消费提质增流，促 进区域与产业联动创新，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和趋势的新经济形态。从首发经济的基本内涵来看， 首发经济是首因效应与眼球效应的有机结合、首店经济的形式延展、高质量供给的内容具现和城 市经济的动力源泉。我国具有大国规模经济优势、首发经济高地城市带头示范优势和探店经济高 水平发展优势，也面临着首发经济经营模式受困、国内品牌影响力受制和空间发展潜力受限的现 实挑战。在消费需求持续升级的大背景下，应致力于变首发经济“流量 ”为“存量”，增强国内品牌影 响力，因地制宜发展首发经济，把首发经济打造成拉动消费升级的重要抓手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新引擎。

技术标准跨国协调是稳步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是培育外贸新动能和巩固外贸基 本盘的重要途径。本文构建包含异质性企业和采用内生技术标准的多国模型，在理论上分析技术 标准协调通过成本互补效应和需求效应，促进出口扩张。在实证分析上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技 术标准协调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标准协调促进中国出口规模扩张。进一步分析 表明：认可国市场规模越大、参与标准协调的认可国数量越多，技术标准协调促进出口扩张的作用 越强；测试、质量、测量和网络类型的标准协调能显著促进出口扩张；标准协调能提高企业出口产 品的数量和价格，促使更多企业参与出口；标准协调产生企业选择效应，只有规模较大的企业采用 协调统一的技术标准，并带动其出口扩张。

时间资本化是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核心，以劳动力商品化和劳动时间最大化为基点。资本主 义进阶为数字资本主义，从“工厂 ”向“数字 ”的形态变构使其时间剥削呈现新态势，表现为时间剥 削对象从“工厂劳众 ”转向“普罗数众”，数字劳动塑造出数字产消者，全面溶解并吸纳数字产消时 间；剥削机制从“工时戒律 ”转向“数字雇佣”，数字技术展现对数字劳动时间强大的规训权力，必要 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界限日趋消解；剥削内容从“机器枷锁 ”转向“数字豢养”，数字资本制作 数字景观致幻数众对自由时间的认知；剥削走向从“剥削 ”进化为“剥夺”，数字资本主义让“无产阶 级 ”降格为“无用阶级”，加剧“智能机器 ”对无产阶级生命时间的汲取。对此，数字社会主义要实现 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超越，须着力提高数字生产力和服务力，强化数字资本的制度规约，以人本逻辑 超越资本逻辑，维护好数字劳动者的时间权益，同时加强大众思想引领教育，助其明晰自由时间的 本质，打破技术拜物教和景观拜物教的束缚。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大农业 观大食物观 ”是党在“三农 ”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的提出与践行是农业现代 化背景下党统筹粮食安全与农业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是协调农业供给与食物消费的现实需 要，是补全现代化发展短板与突出“三农 ”优势的必然选择，亦是带动乡村产业发展与实现乡村全 面振兴的未来指向。“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核心要义的呈现，需要深刻把握“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的 新型“资源观 ”“农业观 ”“食物观 ”与“市场观”。同时，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要保证粮食安全，推 动食物供给种类多样化；要加强科技支撑，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市场导向，加速农业现代 化大产业发展；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量化数字经济规模和产业关联 特征有利于为监测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提供统计数据支撑。本文基于官方公布的国家投入产出表编 制了2012—2020 年 174 部门的数字经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系统核算了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规模、速度和结构，并分析了数字经济的投入产出结构与产业关联特征。研究发现，（1）2012  年以来，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及其分行业的增加值规模持续增长，已成为宏观经济增长的新引 擎；核心产业占比格局有所改变，数字技术应用业增加值已占据核心产业半壁江山，超过数字产品 制造业成为第一大产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保持高速增长，是带动核心产业发展 的关键产业。（2）数字制造业对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强，但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力仍然低于国民经 济平均水平；数字服务业具有相对“独立性”，主要在产业内部自循环，对其他产业依赖程度较弱； 虽然整个传统产业的重要性在逐渐减弱，但目前传统制造业仍是国民经济中的关键产业。本研究 可为判断数字经济发展关键驱动力和产业间关联特征提供科学依据。

发展新型离岸贸易对提升中国对全球贸易资源的掌握能力、助力建设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 义，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发展新型离岸贸易赋能增效。从理论逻辑看，制度型开放通过“规则、规 制、管理、标准 ”四维协同改革，能够系统性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增强贸易网络嵌入能力、优化跨境 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质量信号价值，进而驱动新型离岸贸易发展。然而，当前中国发展新型离岸贸 易面临数据跨境流动限制与监管规则穿透性不足、税收政策与外汇管理体系适配性滞后、国际标 准互认壁垒与总部经济集聚度不高等现实困境。未来应系统性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制度型 开放，以“负面清单+监管沙盒 ”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以“对标 CPTPP+DEPA ”强化贸易网络嵌入，以 “ 离岸账户+税收中性 ”优化跨境资源配置，以“标准国际化+质量信号 ”增强示范引领作用，形成可 复制推广的中国版新型离岸贸易发展经验。

建立良好的产业链协同治理机制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根本举措。链长制是 近几年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链治理新形式。从交易费用理论视角看，链长制融合了政府和 市场的部分功能，是一种介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组织形式，在实践中发挥了协调供需、保障供应等 作用，但是由于存在产业链的跨区域性和链长制的行政区域性等矛盾，链长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 在不少局限。要从应急之举变成长久之计，需在“利益互增定律 ”思路的指引下，产业链上下游各方 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常态化供需对接机制以及协同创新机制，结成利益共同体，探索产业 联盟、链主企业治理等更多形式，才能形成良好的持久的产业链协同治理机制，进一步提升我国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激发企业活力、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党的十 八大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加速推进，从中央到地方围绕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 署和制度安排。新时代十年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经历了分类落实、有序推进、稳妥深化和巩固拓展 的发展历程，并在政策制定、混改范围、改革成果等各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经验。本文深入挖掘我国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溯源，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历程及成就经 验，并结合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对我国未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以期推动下一 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稳步实施与持续深化。

新兴产业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占据关键地位，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产业支撑。适 用于传统产业的主流增长分析范式不能简单应用于在技术和发展阶段具有特殊性的新兴产业发 展的研究。实际上，新兴产业的生命周期演化由主导技术演化、市场规模和结构演化两条逻辑主线 共同推动。为此，基于演化增长理论，提出一个具有一般性和综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技术、偏好 和制度角度揭示了我国新兴产业演化增长的理论范式与实践。其基本逻辑是，首先客观描述了新 兴产业的演化增长过程与阶段性特征，进而抽象性地识别出背后的“技术—偏好—制度 ”这一演化 增长范式，然后基于软件产业的演化增长实践，经验性地分析了上述范式在软件产业的市场培育 和产业化过程中的具体作用。从演化增长视角看，进一步发展壮大新兴产业，需要从抓住产业技术 变革趋势、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加大产业政策支持力度等方面，着力打通技术滞后型、偏好错配型、 制度缺失型三类堵点卡点。

平台空间的生产过程遵循平台资本空间化和平台空间资本化的双重逻辑。平台空间主要有受 众创造型平台空间、供需匹配型平台空间、市场创新型平台空间和流量推广型平台空间四种类型， 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运动和积累规律。平台空间凭借垄断数据要素和智能算法监控管理，能有效 地整合虚拟与现实双重空间的经济资源，将“时空压缩 ”到极限，但仍无法突破物理空间的现实界 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界限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生理界限。平台空间资本积累模式具有非生产性和 对数字租金的掠夺性，平台空间的生产应定位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公共基础设施平台，以数字新 质生产力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跨国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来优化其全球网络，不仅是推动企业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 义，也是保障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微观基础。本文基于新 OLI 范式，以2007—2022 年中 国A 股上市跨国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中国跨国企业全球网络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 理。研究发现，跨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全球网络集中度，促进全球网络多元化。机制分析 表明，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开放资源优势、联结优势和整合优势，通过推动企业实现开放式创新、 优化供应链配置和增强动态能力，促进形成创新开放型多元化、供需联结型多元化和动态整合型 多元化的全球网络。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摩擦导致的高系统性风险下，数字化转型对全球网络多 元化的助推效果更加显著；在新技术民族主义冲击下，高技术行业的跨国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推 动全球网络多元化的意愿更加强烈；相比于生产型和研发型子公司，数字化转型更易促进销售型 子公司网络多元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完善高水平 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 ”所谋划的战略任务,对推动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有重大意义。我国对外开放经历了从局部型开放，到保守型开放，多元化开放，再 到逐步走向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新格局的发展脉络。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具有高标准、高价值、 高质量、高协同的核心要义，高标准指涉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高价值突出迈向全球中高端产 业价值链；高质量强调推动高效国内国际双循环；高协同体现加快形成区域协同开放格局。建设高 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价值旨归在于，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激发新 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推动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未来进路 在于实现区域开放联动互济，推动科技赋能贸易强国建设，促进规则机制相通相容。

人工智能作为驱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改变了劳动者的就业形态、劳动方式与评价认知， 对促进社会职业形态更迭、劳动方式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技术变革在推 动生产关系重构的同时，亦间接导致了社会劳动力需求的缩减，对劳动者的就业择业造成了冲击。 为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关键策略在于构建劳动者友好型制度环境、推动现代教育体系改革，从而激 发劳动者的创造力，同时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客观研判技术影响，以制度建设为牵 引，强化产教融合与人文关怀，聚焦劳动者的软实力培育，塑造劳动者的综合竞争力。在协调技术 进步与劳动者个人利益间谋求动态平衡，营造人机共生的和谐环境。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经济成为资本主义推进再工业化的新的着力点。数字资本主义 之所以推进再工业化，一是物质生产活动始终具有第一性，二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数字经济为 再工业化提供了新发展机遇，三是数字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发展的现实要求。当前数字资本主义依 然处于去工业化加深的趋势中：制造业的获利能力持续低迷，数字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导致制造业 就业人数和就业岗位减少，金融资本与数字资本渗透融合对实体产业形成新一轮侵蚀。此外，数字 资本主义再工业化面临四大困境：制度方面，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固有限制；技术方 面，数字技术赋能实体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困难和不确定性；运行模式方面，数字资本主义形成具 有非生产性的“服务化 ”发展趋势；劳动力方面，零工劳动者相对过剩与制造业技能劳动者短缺的 矛盾凸显。综上，数字资本主义短期内将难以实现再工业化。

本文基于2011—2021 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在测算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消费水平的基础上， 以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异质性为研究视角，探究数字消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是否存在鸿沟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消费通过影响市场需求与竞争引发企业升级和革新，进而实现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由于企业信息应用能力差异、数字适应性差异和资源基础差异，这一积极作 用仅存在于高新技术企业中，进而导致了企业间的生产率鸿沟。异质性分析表明，内部竞争实力较 强和外部市场环境较弱的高新技术企业能借助数字消费机遇获得更大的生产率提升效应。最后，数字消费还有助于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和供应链配置。

提升政策效能，推动未来技术产业化，对于我国培育未来产业，抢占未来科技竞争主导权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未来技术产业化过程的科技与产业双重属性，将未来技术产业化分为“科   学研究—工程化—商业化 ”三阶段，探讨了在未来技术产业化过程中面临的阶段内失灵与阶段间   鸿沟双重困境，揭示了创新政策通过构建与完善“科学生态系统—技术生态系统—商业生态系统” 多层联动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促进未来技术产业化的具体作用路径，并提出了增强我国未来技   术产业化政策效能的具体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深 刻阐明了大农业观指导下的现代化大农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习近平大农业观并不是凭空产 生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对马克思主义大农业观的守正创新，着重回答了发展现代化大 农业的出发点、核心点、立足点、支撑点、基本点、着力点、关键点、落脚点等重要议题，系统回答了关 于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目的、动力、路径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建设农业强国，发展现代化 大农业，要树立大农业观，要以习近平大农业观为重要指导原则。具体说来，要强化科技与改革“双 轮驱动”支撑，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三个体系，拓展农业增值增效空间，建强新型农业人才队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进 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危机与不稳定、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分化、环境破坏 与资源浪费等负面问题。耐心资本作为一种新兴的资本形式，是对传统资本的扬弃，克服传统资本 短期逐利与高风险偏好，融合社会进步和环境价值，具有长期投资导向、注重社会效益与可持续发 展、风险承受能力与稳定性、参与性与合作性等特征，对于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缓解社会不平等 与贫富分化、推动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新征程上，需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发挥政府与市场合力，政府监管资本、引导流向，优化政策鼓励耐心 资本投入重点领域；以制度建设为牵引，完善风险管理与评估体系，不断壮大耐心资本，引导和规范 资本健康发展，助力新征程上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在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背景下，优化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新 时代“三农 ”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的要素特征表现为新型生产要素、新型要素关系和新 型要素载体三个方面。土地、劳动力、资本、科技和数据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转型、发展农业新质生产 力的核心生产要素。从实践逻辑看，实现农业强国建设目标需要从要素供求、要素组合、要素替代、 要素升级四个维度入手保障要素投入。农业生产要素在世界农业强国发展不同阶段的作用呈现典 型规律和特征。我国农业强国建设要素投入主要问题为：农业劳动力剩余与高质量人力资本匮乏 并存，土地质量提升与制度改革难度较大，农业科技创新集中于面上延伸而点上突破缺乏，数据要 素特性与农业产业特征存在内在矛盾。保障农业强国要素投入，要聚焦劳动力结构性问题，加快人 力资本要素升级；着力提升耕地质量，推进土地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创新金融服务体系，提高资 本要素供给效率；补齐科技创新短板，加快高精尖技术突破；化解数字农业内在矛盾，激发数据要 素生产潜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是宏观调控制度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因此，设计宏观调控目标 体系需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基于国际经验和历史惯例，本文结合当下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 特点和国家新发展战略要求，尝试性设计了能够体现高质量发展导向的以“1+3+X ”为架构特征的 宏观调控目标新体系。此外，本文还提出了实行高质量发展导向的经济增长目标制、用实验性思维 确定调控目标值等政策建议。这对于新形势下我国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的探索价值。

本文在马克思货币流回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淤积的概念，用以考察中国持续增加的M2/ GDP 值现象。当商品难以顺利售出或资本周转时间较长时，货币短时期内难以顺利流回，超出流通 所需的货币将退出流通，形成以贮藏货币为表现形式的货币淤积现象。进入 21 世纪后，商业银行 在政府驱动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创造出大量货币为投资进行融资，支持了第 I 部类的优先发 展。大量货币伴随投资过程流入市场后，由于两大部类交换比例失衡与较长的固定资本周转时间 等原因短期内难以顺利流回，以准货币形式淤积在居民与企业部门，由此造成中国的M2/GDP 值显 著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本文基于2002—2020 年的投入产出表对货币淤积总量进行了测算。结果 表明，中国存在着十分显著的货币淤积现象。在扣除货币淤积部分后，中国的 M2/GDP 值与世界平 均水平相当。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认为应促使两大部类走向更加均衡的发展路径，畅通货币 流回途径。

农业强国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三农 ”领域的关键发展战略。耐心资本 作为一种长期资本和战略资本，能够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高质量的资本支持。当前，世界正处于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耐心资本凭借其在投资主体、投资客体及投 资内容等方面的创新，展现出长期投资能力、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显著的公共性和风险规避特性。 其价值内涵进一步革新了普惠金融、数字金融、绿色金融、文化金融以及开放金融等多元金融理 念，从而在可持续资金保障、降低风险溢价以及支持逆周期投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当前 乡村的软硬件设施现状及未来发展格局来看，乡村基础设施不足、部分制度建设滞后、乡村金融资 本监管体系不健全以及原有利益格局失衡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耐心资本在农业强国建设中 的作用发挥。因此，需要以金融发展权理念为基础，充分发挥制度的稳定性作用，秉持谦抑性干预 原则，依托技术与文化的双向驱动，实现硬法与软法的协同规范。同时，应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优 化耐心资本的运行环境，推动农业强国建设的制度和发展理念全面完善。

算力基础设施是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高水平算力支撑， 但在“生产率悖论 ”得到广泛验证的背景下，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能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 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以国家超级计算中心投入运营为外生政策冲击，利用沪深A 股上市公 司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TFP 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算力基础设施 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TFP 提升，并且提升效应与企业智能化水平密切相关。作用机制检验表明，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促进企业合作创新和推动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调整两个渠道影响企 业TFP。基于地区、行业、企业三个层面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TFP 的影响在 发展禀赋较好地区、高技术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资本积累是资本追求无限剩余价值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基于工业经济的时代背景分析了资本 积累的“机器榨取 ”模式及其一般规律。而人工智能时代以“智能掠夺 ”为形式的资本积累既未脱离 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又呈现出与机器大工业时代不同的新特征。基于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 的基本框架发现，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资本积累在运行过程上实现了生产过程上的智能化转型和实 现机制中的剥夺性转变，在实施手段上促进了积累强度的提高和领域的扩展，并最终深化了经济 社会的多重矛盾。要科学把握人工智能时代资本积累的两重性特点，使数字智能技术在推动财富 增长的同时，也促进生产关系的完善与人的全面发展。

耐心资本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构建“科技—产业—金融 ”良性循环 生态的重要一环。耐心资本发展的基本框架应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串联耐心资本全链条运转各主 要环节的“募、投、管、退 ”运行机制，二是架构于具体运行机制之上的宏观治理体系。欧美等主要发 达经济体在搭建耐心资本的发展框架和优化耐心资本的运营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结 合我国当前耐心资本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优化我国耐心资本发展路径的系统策略包括系统完善 宏观治理架构、统筹拓宽资金供给来源、有序增强行业主体活力以及优化拓展退出机制选择。

直播是一种典型的平台经济新业态，具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特征。直播生态中的劳动力 组织形态呈现出由个人化向组织化过渡的特征。本文基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按照马克思从一 般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解析直播劳动的一般要素和具体表现。分析发现技术控制、垄断控制和 组织控制是平台控制劳动过程的一般方式。平台引入直播公会，以构建“平台为中心、直播公会为 核心支撑 ”的双主体控制结构：平台利用技术与意识形态强化主播的实际从属性，公会则在形式上 让主播劳动从属于平台。同时，平台通过公会提高效率、隔离风险、弱化劳资矛盾。探寻直播行业的 劳动力组织形态和劳动过程控制，对平台型新业态发展健康劳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创新所催生的新模式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依托，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重视新模式的 形成。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新模式是新兴生产方式的表现，从而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 交汇之处。数字技术支持下的服务型制造是数字经济时代新模式的重要代表。当前，服务型制造广 泛应用数字技术的创新成果，在生产过程及消费过程中有效配置数据要素，在产业层面推动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机融合，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高水平优化组合。数字技术支持下 的服务型制造所体现的生产力符合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标准，分析这一新模式的生产力特征对正确 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产业集群不仅是数字经济时代产业空间组织迭代升级的必然方向，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重要空间载体。在围绕“空间逻辑-主体构成-互动机制”三方面廓清数字产业集群内涵特征及其 演化逻辑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数字产业集群依托现实和数字空间的深度交互实现了创新要素的跨 时空融合、价值创造的网络化分工以及具有互补性关联的参与主体间的高效匹配，从而塑造了新 的竞争优势。在遵循与数字经济技术范式相匹配的原则下，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数字产业集群适配 性产业政策范式，即对过往产业集群发展中常见的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使用保持审慎，代以市场增 进型产业政策作为数字产业集群产业政策的基础范式，并强调中央政府通过国家战略和规划统筹 协调数字产业集群发展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就改革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创造性 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在时代之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聚焦 于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全面深 化改革。在理论之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聚焦于改革主体、改革进程、改革 方式和改革内容，全面揭示了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实践之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要论述聚焦于制度构建、方法设计和政策协调，系统阐释了怎样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测度国内区域层面的产业链对外风险敞口，可以加深对产业链风险系统性和异质性的认知， 不仅有助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来保障产业链安全，而且可以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本文拓 展构建了国内区域层面产业链对外风险敞口及其结构的测算方法，利用 2017 年内嵌中国省份的 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系统考察中国区域层面产业链对外风险敞口的典型特征及全球产业链重 构的潜在影响，主要的发现有：第一，中国区域层面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综合产业链对外风险敞口均 主要由国际产业链间接联系所引发的隐性产业链对外风险敞口构成。第二，中国区域层面供给侧 与需求侧的产业链对外风险敞口均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而且资本密集型 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产业链风险主要产生自国际产业链的间接联系。第三，中国区域层面供给 侧和需求侧产业链对外风险敞口的市场集中度均比较高，而且来源国主要集中在美日韩三国。第 四，依靠“国内其他省份+RCEP 伙伴国”和“国内其他省份+‘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替代中美产业链， 可以缩小中国区域层面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产业链对外风险敞口。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揭示出大 国改革规律，着力解答大国实现什么样的改革、怎样实现改革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经济思想 将大国改革走向置于世界经济发展长周期予以考察，研判了大国改革的阶段性特征、趋势性变化、 战略机遇期与深层次挑战；从大国改革走向中既着眼于把握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改革的必然要 求，又注重抓住各大经济体改革的普遍要求，形成了关于大国改革要求的系统化理解；基于对大国 改革要求的把握，阐明了大国改革的基本理念、制度基础与科学路径。这些关于大国改革规律的理 论成果创新性地形成了关于世界转型过渡期大国改革规律的前沿认识，提炼了关于社会主义大国 改革的核心原理，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大国改革模式的中国方案。

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贸易规则将影响企业在区域内的资源配置，进而影响成员国在全球产业价 值链的地位，尤其累积规则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文章构建累积规则评价指标，并构建计量模型 实证研究累积规则对中国在自贸协定伙伴国中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累积规则可显著提 升中国在自贸协定伙伴国中价值链地位，并且这种影响在行业层面和伙伴国类型层面具有异质 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中间品贸易是累积规则发挥作用的关键，累积规则通过促进中国与自贸协 定伙伴国间中间品贸易提升价值链地位；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在提升价值链地位的同时，累积规 则具有降低自贸协定伙伴国间贸易成本与生产成本的作用。

准确把握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科学评估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对于推动金融强国建 设和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五个维度构 建金融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2000—2021 年全球 114 个国家的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统 计测度，并实证检验了其经济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在样本期内，全球金融格局总体上没有发生太 大变化，发达国家在金融高质量发展方面始终保持着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金融高质量发展 水平排名从2000 年的第57 位上升到了2021 年的第 37 位，正在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第二， 全球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随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出波动性的上升趋势，其总体差异随时间 推移在不断缩小，且水平较低的国家具有追赶趋势。第三，金融高质量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技 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发展，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与经济 结构转型升级的适配度较高，但相较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

职业分工是研究人类社会运动发展规律的重要范畴，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重维度理解其 本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工依次经历了自然分工、自发分工、自觉分工三个阶段，职业 分工开始于第二阶段，并成为第二阶段社会分工的主要形式。在智能革命驱动下，职业分工表现出 新旧职业加速更替、劳动者职业形态多元、职业技能发展体系智能化转型等新变化。当前，职业分 工面临着就业结构性矛盾、教育体系滞后、职业极化与收入不平等加剧等诸多困境。技术变革只是 造成智能革命时代职业困境的表面原因，而根本原因则在于资本逻辑的扩展，只有坚持技术的社 会主义应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职业分工系统，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