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金融工作重要论述，构成习近平总书记经济思想金融篇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新时代金融发展和金融工作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确定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主题，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核心内容，遵循两个方面的基本原则，形成了系统完整、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互动，这些重要论述发端于新时代党的金融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推动新时代党的金融工作创新发展，党的金融工作创新实践又进一步推动党的金融工作思想理论创新。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发展了中国特色金融理论，拓展了党的金融工作理论体系，提升了党领导金融工作的能力、水平和成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事实上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生动力和重要抓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意义重大。结合时代需求和现实需要，重点理清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性”，才能准确把握其时代涵义，为其发展指明方向。在此基础上，基于乡村发展基础、能力、需求和任务的差异，具体分析当下不同发展水平的乡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核心困境，具体体现为：资源禀赋差异、发展资金缺乏、专业人才供给不足和实践效果不显著等，这些困境在落后地区的乡村中更为突出。基于发展困境存在的类型和程度差异，重点从打造特色产业、加大资金投入和资本积累、构建人才激励和约束机制、构建创新容错机制、构建协同发展的格局着手，在共性需求和重点突破中探索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践进路。

人文经济学的构建是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的，必须在党的探索实践中把握内涵和锚定方向。人文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的一种发展理念。从民主革命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的艰辛探索，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体系奠基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两手抓 ”与体制改革，再到新时代推动实现“以文化人 ”和“以文兴业”。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遵循自身独特逻辑，领导和推动人文经济实现了持续性发展，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启示着新时代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内核，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方法论指引、着力实现人文价值、经济规律和社会需求的融会贯通，积极同党的理论创新武装实现同步推进，并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导向。由此，才能推进人文经济学实现科学构建。

在学科理论层面，理论定位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主建构必须在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视域内进行开创性探索。在广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中，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主性品格根植于广义政治经济学自主演化与自我发展的内在规定之中，并通过历史性规范、时代性规定、本土性自觉三个层面得到展现。其中，历史性规范彰显了学科的主体性，指明了学科自主建构的价值逻辑；时代性规定呈现了学科的科学性，指明了学科自主建构的理论逻辑；本土性自觉决定了学科的原创性，指明了学科自主建构的实践逻辑。三重逻辑为学科自主性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根基与历史验证，有助于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式发展。

稳定币是一种与法定货币或大宗商品挂钩的加密货币，在数字资产领域中已被广泛应用于交易、支付和价值储存，并日益受到各国监管机构的重视。当前全球稳定币监管主要形成了“助推美元主导地位型”的美国模式、“统一监管与风险防范型”的欧盟模式和“包容开放型”的中国香港模式。全球稳定币监管模式具有实行严格准入与牌照管理制度、储备资产足额覆盖要求、明确反洗钱与合规义务等监管相同点，又在监管目标、监管架构、监管范围等方面具有差异性，这背后具有深刻的政治、金融、法律、技术原因。在吸取美国、欧盟、中国香港稳定币监管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以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稳定币监管主导机构，坚持稳定币作为支付工具的基本定位，并从稳定币流动性监管、稳定币跨境合作监管和稳定币风险处置机制等方面打造契合我国国情的稳定币监管框架。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金融化”趋势。希法亭和列宁虽然在20世纪初提出以“银行资本的控制”为特征的“金融资本”概念，但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存在质上的重大区别。前者“虚实结合”，而后者以“脱实向虚的掠夺”为特征，主要表现为产业资本“银行化”、银行资本“虚拟化”和雇佣劳动者“债务化”。在“金融资本”时期，全球贸易以制成品贸易为主，全球生产体系的生产和金融部门均集中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实”“虚”未能分离；而在资本主义“金融化”时期，全球贸易以中间品贸易为主，全球生产体系出现重心分离——中下游制造业转向亚洲，而高端制造业和金融业留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脱实向虚”创造条件。辨析“金融资本”与资本主义“金融化”的重大区别，既证明了不可不加反思地将“金融资本”理论套用到当代，也证明了中国经济警惕“脱实向虚”和产业空心化的紧迫性。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破解资本诱导下的需求异化困境。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资本局部逐利、消费文化诱导和市场机制阶段性缺陷的交织，共同催生了局部性的“虚假需要 ”现象。这类需要以多元样态存在于生产、消费与投资等领域，对资源配置、经济韧性、社会公正和人的发展构成四重侵蚀。然而，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的有效规制和引导使这类需要呈现出局部性、阶段性、可治理性的特征。对此，应从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出发，构建社会主义语境下“虚假需要 ”的判定标准，剖析资本、文化与制度的互构逻辑，并依托公有制主导的制度优势，构建政府调控、国企引领、社会协同、分配保障的多维治理体系，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理论参考。

作为我国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制度型开放能否应对外资增速放缓与持续性不足 等挑战，是新形势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文章基于2009—2023 年A 股上市公司数据 ，以渐进式自贸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识别制度型开放与企业外资流入 的因果关系。文章得到如下结论：第一，自贸试验区可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供应链稳定 性以及减少不确定性预期等渠道，有效扩大外资流入规模并延长其存续时长，助力实现“稳外资”目标；第二，自贸试验区设立的时空特征会影响其“稳外资 ”效果，区域间协同推进形成的共进优势 对扩大外资规模作用更为显著，而率先设立所产生的先手优势则更有利于延长外资存续期；第三 ，企业“走出去 ”战略能与自贸试验区政策产生协同效应，进一步强化制度型开放的外资“引进来 ”效 果。文章为高质量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实现“稳外资”政策目标提供了理论证据与经验参考。

颠覆式创新往往伴随高风险、长周期和不确定性，不仅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更需要明确的方向指引。战略资本兼具“资本属性 ”与“战略属性”，以战略性引领资本流向，以制度性强化配置效能，以公共性增进社会福祉，并以长期性保障创新持续性。从理论逻辑看，以战略资本推动颠覆式创新，是中国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的制度性选择，也是以资本计划性保障市场自由性的创新性实践。从作用机理看，战略资本通过战略导向引导创新路径，通过风险缓释应对不确定性，通过价值生成贯通创新链条，从而增强创新过程的整体韧性和方向稳定性。当前，中国战略资本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通过优化战略资本投向路径、完善战略资本运行机制、强化政策体系协同，以及构建资本生态体系，加快推动战略资本成为支撑颠覆式创新的独特力量。

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问题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论与实践课题。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了一个解释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由“并行 ”走向“共生 ”的理论框架。微观层面，数字劳动的生成带来了实体与数字劳动过程的融合，催生了虚实结合的价值创造方式；中观层面，数字产业的独特生产模式推动了实体部门与数字部门的耦合发展；宏观层面，数字经济作为新动能驱动了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演进。循此逻辑，本文将数字经济时代再生产系统划分为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三个生产体系，包括单纯实体生产体系、单纯数字生产体系、实体与数字融合生产体系，进一步构建了三大生产系列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模型。这一再生产模型表明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存在双重路径，一是各生产体系内部的传统交换关系；二是生产体系之间的新型交换关系。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融合，本质上取决于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之间能否形成动态平衡关系。基于此，未来应以生产领域融合为主导、各环节协同，构建深度融合的总框架；以实体经济为根基，以数字经济为驱动塑造实数均衡发展的新模式；以数字制度创新为引领，完善适配深度融合的动态调节机制。

在农村劳动力外流、务农群体老龄化与小规模经营格局叠加的背景下，经营效率不高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因素。农业生产托管作为一种新型制度安排，逐步成为破解效率洼地的重要路径。本研究首先分析了农业强国建设的制度需求，提出当前农业经营体系中的三类效率提升路径：土地规模化、服务规模化和资金规模化，并结合调研数据指出未能进行以上三类规模化的农户效率较低。其次，本研究基于政策文本与山西调研案例梳理了农业生产托管的概念、政策目标与运行模式，强调其核心在于以财政弥补社会化服务对小农覆盖不足从而提升农业经营效率。本研究根据调研指出托管实践存在的问题：一是托管真实成本过高，二是补贴对市场造成负面冲击，三是补贴服务领域需要拓宽，四是服务风险界定不清。为确保农业生产托管的可持续性及其对农业强国目标的长期支撑，未来需提高服务主体和农户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完善财政补贴方案，拓宽主体服务领域并健全风险防范制度，形成财政支持与市场机制的良性耦合。

本文使用2000—2020 年县级数据，研究了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设立对县域农业增长动能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1）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设立显著改变了县域农业增长动能，当地农业产出从依赖劳动力投入转移到依赖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上。（2）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提升了单位农业劳动力的土地和农机使用量，同时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二者共同推动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3）从产业体系看，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促进了涉农二三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从生产体系看，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在提升单位劳动的土地和农机使用的同时，提升了当地的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从经营体系看，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产生和发展。本文为下一步更好发挥农业示范区的“先发优势”，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转型并带动周边地区农业高质量增长提供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