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制度型开放能否应对外资增速放缓与持续性不足 等挑战，是新形势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文章基于2009—2023 年A 股上市公司数据 ，以渐进式自贸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识别制度型开放与企业外资流入 的因果关系。文章得到如下结论：第一，自贸试验区可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供应链稳定 性以及减少不确定性预期等渠道，有效扩大外资流入规模并延长其存续时长，助力实现“稳外资”目标；第二，自贸试验区设立的时空特征会影响其“稳外资 ”效果，区域间协同推进形成的共进优势 对扩大外资规模作用更为显著，而率先设立所产生的先手优势则更有利于延长外资存续期；第三 ，企业“走出去 ”战略能与自贸试验区政策产生协同效应，进一步强化制度型开放的外资“引进来 ”效 果。文章为高质量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实现“稳外资”政策目标提供了理论证据与经验参考。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中等技术陷阱 ”的困境。对中国而言，能否跨越这一陷阱，打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突破价值链中低端锁定，直接影响到高质量发展战略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否实现。文章梳理了“中等技术陷阱 ”的概念、内涵与特征，结合巴西、马来西亚和欧盟等案例，揭示了企业技术积累能力不足、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国家创新体系失衡是导致经济体陷入“中等技术陷阱 ”的静态成因，而路径依赖、“双重陷阱 ”循环和跨越成本上升则是动态成因。尽管中国在创新能力和产业规模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展，但与一流科技强国相比，研发人员数量、研发经费投入和综合创新能力仍存在显著差距。鉴于此，文章提出夯实创新根基、参与全球合作、强化制度保障、构建“双陷阱 ”预警机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战略路径，为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提供思路和策略。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金融化”趋势。希法亭和列宁虽然在20世纪初提出以“银行资本的控制”为特征的“金融资本”概念，但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存在质上的重大区别。前者“虚实结合”，而后者以“脱实向虚的掠夺”为特征，主要表现为产业资本“银行化”、银行资本“虚拟化”和雇佣劳动者“债务化”。在“金融资本”时期，全球贸易以制成品贸易为主，全球生产体系的生产和金融部门均集中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实”“虚”未能分离；而在资本主义“金融化”时期，全球贸易以中间品贸易为主，全球生产体系出现重心分离——中下游制造业转向亚洲，而高端制造业和金融业留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脱实向虚”创造条件。辨析“金融资本”与资本主义“金融化”的重大区别，既证明了不可不加反思地将“金融资本”理论套用到当代，也证明了中国经济警惕“脱实向虚”和产业空心化的紧迫性。

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问题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论与实践课题。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了一个解释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由“并行 ”走向“共生 ”的理论框架。微观层面，数字劳动的生成带来了实体与数字劳动过程的融合，催生了虚实结合的价值创造方式；中观层面，数字产业的独特生产模式推动了实体部门与数字部门的耦合发展；宏观层面，数字经济作为新动能驱动了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演进。循此逻辑，本文将数字经济时代再生产系统划分为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三个生产体系，包括单纯实体生产体系、单纯数字生产体系、实体与数字融合生产体系，进一步构建了三大生产系列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模型。这一再生产模型表明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存在双重路径，一是各生产体系内部的传统交换关系；二是生产体系之间的新型交换关系。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融合，本质上取决于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之间能否形成动态平衡关系。基于此，未来应以生产领域融合为主导、各环节协同，构建深度融合的总框架；以实体经济为根基，以数字经济为驱动塑造实数均衡发展的新模式；以数字制度创新为引领，完善适配深度融合的动态调节机制。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历史进程中，健全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愈发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产业链结构整体提升与空间布局安全优化，是对标这一必然要求所应具有的时代意蕴。综合来看，我们在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顶层设计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供制度基石，通过新发展格局优化产业链供应链空间布局，通过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整体跃升的同时，也因为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内部结构性矛盾与绿色转型压力，而面临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现实挑战。这要求我们在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必须坚持党对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把握战略主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根本政治保证；必须以系统协同强化完整性与稳定性，这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现实支点；必须以创新驱动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 ”难题，这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抵御外部冲击能力的战略突破；必须以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安全与发展的动态平衡，这是迈向可持续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在农村劳动力外流、务农群体老龄化与小规模经营格局叠加的背景下，经营效率不高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因素。农业生产托管作为一种新型制度安排，逐步成为破解效率洼地的重要路径。本研究首先分析了农业强国建设的制度需求，提出当前农业经营体系中的三类效率提升路径：土地规模化、服务规模化和资金规模化，并结合调研数据指出未能进行以上三类规模化的农户效率较低。其次，本研究基于政策文本与山西调研案例梳理了农业生产托管的概念、政策目标与运行模式，强调其核心在于以财政弥补社会化服务对小农覆盖不足从而提升农业经营效率。本研究根据调研指出托管实践存在的问题：一是托管真实成本过高，二是补贴对市场造成负面冲击，三是补贴服务领域需要拓宽，四是服务风险界定不清。为确保农业生产托管的可持续性及其对农业强国目标的长期支撑，未来需提高服务主体和农户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完善财政补贴方案，拓宽主体服务领域并健全风险防范制度，形成财政支持与市场机制的良性耦合。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耐心资本侧重于以政策性金融工具和政府引导基金为核心的国家导向型供给结构。其作用机制是，以期限匹配、治理赋能、风险共担、逆周期支持、多元退出等全周期机制支撑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并沿着资金与科技周期同频发展、政策精准且容错、多元协同治理、战略聚焦且配置前移以及平台化退出趋势演进，形成跨周期价值创造闭环。壮大耐心资本需要完善政策引导与激励、健全法制与退出机制以及加强市场监管协同等支撑条件，并突出耐心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公共属性和战略价值。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金融工作重要论述，构成习近平总书记经济思想金融篇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新时代金融发展和金融工作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确定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主题，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核心内容，遵循两个方面的基本原则，形成了系统完整、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互动，这些重要论述发端于新时代党的金融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推动新时代党的金融工作创新发展，党的金融工作创新实践又进一步推动党的金融工作思想理论创新。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发展了中国特色金融理论，拓展了党的金融工作理论体系，提升了党领导金融工作的能力、水平和成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人文经济学的构建是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的，必须在党的探索实践中把握内涵和锚定方向。人文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的一种发展理念。从民主革命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的艰辛探索，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体系奠基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两手抓 ”与体制改革，再到新时代推动实现“以文化人 ”和“以文兴业”。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遵循自身独特逻辑，领导和推动人文经济实现了持续性发展，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启示着新时代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内核，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方法论指引、着力实现人文价值、经济规律和社会需求的融会贯通，积极同党的理论创新武装实现同步推进，并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导向。由此，才能推进人文经济学实现科学构建。

本文使用2000—2020 年县级数据，研究了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设立对县域农业增长动能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1）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设立显著改变了县域农业增长动能，当地农业产出从依赖劳动力投入转移到依赖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上。（2）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提升了单位农业劳动力的土地和农机使用量，同时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二者共同推动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3）从产业体系看，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促进了涉农二三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从生产体系看，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在提升单位劳动的土地和农机使用的同时，提升了当地的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从经营体系看，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产生和发展。本文为下一步更好发挥农业示范区的“先发优势”，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转型并带动周边地区农业高质量增长提供经验参考。

在学科理论层面，理论定位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主建构必须在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视域内进行开创性探索。在广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中，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主性品格根植于广义政治经济学自主演化与自我发展的内在规定之中，并通过历史性规范、时代性规定、本土性自觉三个层面得到展现。其中，历史性规范彰显了学科的主体性，指明了学科自主建构的价值逻辑；时代性规定呈现了学科的科学性，指明了学科自主建构的理论逻辑；本土性自觉决定了学科的原创性，指明了学科自主建构的实践逻辑。三重逻辑为学科自主性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根基与历史验证，有助于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式发展。

人工智能作为推动新质生产力涌现的战略性技术，是引领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从理论层面源自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经典论述，从历史层面赓续于历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历史进程，从实践层面根植于世界各国抢滩布局人工智能的战略考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蕴含着方法指导论、以人为本论、内外协同论、安全治理论等核心内容，系统回答了如何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为了谁”、如何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协同共进、何以提高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水平等关键问题，对促进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和规范应用具有重要指导价值。基于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要以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靶向，破解人工智能“卡脖子 ”难题；以践行“人民至上 ”理念为根本，切实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以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为抓手，打造自立自强的人工智能创新体系；以平衡创新与治理间关系为重点，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体系。

回顾“十四五”，我国逆周期财政政策在熨平经济波动、对冲各类不确定性风险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且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呈现出从提质增效到超常规调节的动态演变特征。这五年间，我国通过赤字、债务及税费等一系列逆周期财政政策工具的协同发力与优化组合，使得政策在对冲经济下行、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及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也面临多重挑战：政策边际效应递减、财政可持续性承压和政策的协调性困境等。展望“十五五”，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因此未来需要从理念目标、政策工具、协调机制和治理能力四个方面来系统优化财政政策框架。具体而言，政策目标要从短期刺激转向长期稳定，政策工具要从总量扩张到结构优化，政策协调要从碎片化到系统集成，治理方式要从传统经验依赖到现代化转型。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逻辑出发，经由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三大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顺序-层次-归属 ”的三重维度构建起一个三位一体逻辑框架，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分工与贸易思想的批判性超越。在顺序维度上，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之间既有因果先后又有动态循环；在层次维度上，国际贸易不再停留于以国别边界为前提的对外经济往来层次，世界市场则在全球范围内对应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体化运动；在归属维度上，国际分工必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总体运动内在规定的历史结果。因此，以这一框架解析全球化视域下的国际分工结构失衡、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世界市场周期性危机爆发等资本主义现实困境，不仅凸显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阐释资本主义的当代价值与持续生命力，也为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引领公平合理的国际经贸新秩序提供重要启示。

人机关系演进重塑劳动技能与协作范式，是劳动过程重构的动力基础。组织形态转型重构组织边界与权力结构，是劳动过程重构的实现机制。随着智能技术革命深入推进，人机交互方式呈现柔性融合发展趋势，推动劳动组织向智能生态型方向转型。这一变革正在深刻重塑传统劳动过程，促使劳动过程呈现新型特征，表现为劳动技能复合化、劳动时间弹性化与空间离散化、劳动管理柔性化、劳动产品定制化、劳动分工超精细化与协作虚拟化。传统劳动过程变革的核心要求是劳动者需要不断培育新型劳动技能以适应新型劳动过程。概括讲，新型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技能转型趋势表现为体力和人工操作技能的相对重要性降低，基本认知技能不断更新和提高，高认知技能、社会和情感沟通技能以及技术技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为适应智能化时代劳动过程的技能转型需求,本文基于系统化改革理念，构建了以“逻辑起点、核心抓手、反馈机制、社会支持 ”为内在联系的劳动核心技能培育推进路径。

颠覆式创新往往伴随高风险、长周期和不确定性，不仅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更需要明确的方向指引。战略资本兼具“资本属性 ”与“战略属性”，以战略性引领资本流向，以制度性强化配置效能，以公共性增进社会福祉，并以长期性保障创新持续性。从理论逻辑看，以战略资本推动颠覆式创新，是中国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的制度性选择，也是以资本计划性保障市场自由性的创新性实践。从作用机理看，战略资本通过战略导向引导创新路径，通过风险缓释应对不确定性，通过价值生成贯通创新链条，从而增强创新过程的整体韧性和方向稳定性。当前，中国战略资本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通过优化战略资本投向路径、完善战略资本运行机制、强化政策体系协同，以及构建资本生态体系，加快推动战略资本成为支撑颠覆式创新的独特力量。

党的二十大在深刻把握就业形势新变化的基础上作出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大部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的目标要求。通过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大部署进行学理化、体系化研究发现，其内涵在纵向逻辑视角下具有底层、中层和顶层三重架构。同时，其形成基础可以从思想、理论、历史和现实四个维度进行溯源。此外，在实践路径方面，系统总结基于三个维度和五个方面重点任务的整体路径，探索规划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前沿路径以及推动人工智能与就业提质增量深度融合的创新路径，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大部署有效落实提供学理化、体系化的研究支撑。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事实上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生动力和重要抓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意义重大。结合时代需求和现实需要，重点理清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性”，才能准确把握其时代涵义，为其发展指明方向。在此基础上，基于乡村发展基础、能力、需求和任务的差异，具体分析当下不同发展水平的乡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核心困境，具体体现为：资源禀赋差异、发展资金缺乏、专业人才供给不足和实践效果不显著等，这些困境在落后地区的乡村中更为突出。基于发展困境存在的类型和程度差异，重点从打造特色产业、加大资金投入和资本积累、构建人才激励和约束机制、构建创新容错机制、构建协同发展的格局着手，在共性需求和重点突破中探索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践进路。

随着资本形式的发展演变，空间作为资本的逐利场所，也由有形空间拓展到了无形的虚拟空间，拜物教形式也随之由商品拜物教发展到虚拟空间拜物教。虚拟空间拜物教的产生与盛行主要得益于：价值赋予货币的虚拟化属性这一前提，空间的资本化这一载体基础，数字经济与元宇宙这一技术条件，实体空间中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这一外在压力，以及剩余价值最大化这一内在动力。虚拟空间拜物教有力助推了网红经济发展。在网红经济中，对虚拟礼物或带货佣金的疯狂追逐是其虚拟空间拜物教的直观表现，对虚拟符号和虚拟关系的异化崇拜是其虚拟空间拜物教的内在本质，私有物品商品化是其虚拟空间拜物教的重要特征，元宇宙及虚拟主播的出现与发展是其虚拟空间拜物教的演变趋势。

稳定币是一种与法定货币或大宗商品挂钩的加密货币，在数字资产领域中已被广泛应用于交易、支付和价值储存，并日益受到各国监管机构的重视。当前全球稳定币监管主要形成了“助推美元主导地位型”的美国模式、“统一监管与风险防范型”的欧盟模式和“包容开放型”的中国香港模式。全球稳定币监管模式具有实行严格准入与牌照管理制度、储备资产足额覆盖要求、明确反洗钱与合规义务等监管相同点，又在监管目标、监管架构、监管范围等方面具有差异性，这背后具有深刻的政治、金融、法律、技术原因。在吸取美国、欧盟、中国香港稳定币监管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以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稳定币监管主导机构，坚持稳定币作为支付工具的基本定位，并从稳定币流动性监管、稳定币跨境合作监管和稳定币风险处置机制等方面打造契合我国国情的稳定币监管框架。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破解资本诱导下的需求异化困境。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资本局部逐利、消费文化诱导和市场机制阶段性缺陷的交织，共同催生了局部性的“虚假需要 ”现象。这类需要以多元样态存在于生产、消费与投资等领域，对资源配置、经济韧性、社会公正和人的发展构成四重侵蚀。然而，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的有效规制和引导使这类需要呈现出局部性、阶段性、可治理性的特征。对此，应从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出发，构建社会主义语境下“虚假需要 ”的判定标准，剖析资本、文化与制度的互构逻辑，并依托公有制主导的制度优势，构建政府调控、国企引领、社会协同、分配保障的多维治理体系，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理论参考。

在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数字经济时代，作为“数字经济 ”新形态核心本质的“算法革命”不仅推动了数字生产力的跃升，而且深刻重塑了生产模式的形态及其蕴含的经济关联。基于政治 经济学视角，本文认为“算法革命 ”推动了从社会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双重变革：一方面，“算法革 命 ”驱动了工业生产活动向数字化维度的转型，实现了劳动资料向数字化形态的转变，以及劳动对 象向数据化形态的转化，进而引发了生产方式的智能化重构、交换方式的虚拟化演进、分配机制的 透明化调整，以及消费方式的个性化重塑。另一方面，“算法革命 ”对既有生产关系体系提出了转型 与适应的迫切需求，即其公共性促使生产关系从资本主义私有权利架构向更加包容的社会主义公 有权利结构过渡；其虚拟性则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劳动模式与交换机制，推动了实体与虚拟交融的 新型交换关系的形成；其去中心化则重新定义了劳资关系，为促进社会收入的公平分配提供了新 的可能；其共享性则从根本上变革了消费关系，催生了全新的消费主义理念。

“十五五”时期，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技术正驱动全球经济范式变革，催生以数据和知识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智能经济形态。我国智能经济发展遵循创新驱动、需求牵引、产业融合、制度协同的发展机制，以关键技术攻关与产学研协同突破技术壁垒，依托超大规模市场激活场景创新，通过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实现价值跃迁，并以新型举国体制与治理体系优化发展环境。然而，当前智能经济仍面临核心技术与产业应用衔接梗阻、关键资源壁垒加剧智能鸿沟、数据安全与算法风险凸显、高水平复合型人才短缺四大现实掣肘。为此，需以场景创新打通科技与产业融合通道，构建“有效市场 + 有为政府 ”协同创新体系，构建人工智能风险协同治理矩阵，培育与智能经济相适应的复合型创新人才，为“十五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动能。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地方竞争发展模式带来系统冲击，也要求过去行之有效的发展制度进行相应变革。本文从地区发展实践出发，通过比较地方竞争发展模式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战略本质和内在逻辑，发现事前明确方向、事中规范行为、事后利益补偿三大制度是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成效的关键因素，且当前三类制度尚不能完全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针对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配套制度缺位的困境，提出应在起点上重构方向性制度、在过程中重构约束性制度、在终点上重构补偿性制度的政策建议，以加快实现事前清楚、事中守规、事后愿意的制度闭环，引导地方更愿意、更持久、更公平地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农业强国必须立足世情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深 入领会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农业强国建设，要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强国的显著特征和优 势。人本农业、人文农业、社会主义农业、新质农业、自主农业、开放农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 强国的根本立场、价值指向、制度优势、发展理念和实现路径。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强 国建设，需要强化新型举国体制下的“政府 ”和“市场 ”双轮驱动，坚持战略协同布局中的“守正 ”和 “创新 ”两大原则，把握农业空间拓展中的“上天 ”和“入地 ”两个方向，在资源约束背景下聚焦“突 围 ”和“引流 ”两大举措，在产业融合趋势中采取“联结 ”和“平衡 ”两个策略，在发展格局变化中利用 “ 国际 ”和“国内 ”两大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强国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一是超越了西方“人 口负担论 ”的现代化适配机制；二是打破了“中心-边缘 ”的西方科技霸权体系；三是重构了全球粮 食保障供给体系；四是开创了“非依附性发展”的经典范式。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大农业 观大食物观 ”是党在“三农 ”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的提出与践行是农业现代 化背景下党统筹粮食安全与农业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是协调农业供给与食物消费的现实需 要，是补全现代化发展短板与突出“三农 ”优势的必然选择，亦是带动乡村产业发展与实现乡村全 面振兴的未来指向。“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核心要义的呈现，需要深刻把握“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的 新型“资源观 ”“农业观 ”“食物观 ”与“市场观”。同时，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要保证粮食安全，推 动食物供给种类多样化；要加强科技支撑，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市场导向，加速农业现代 化大产业发展；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回应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以及全球生态治理的现实诉求。其科学内涵可从六大核心维度展开：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注重和谐共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民生福祉范畴内突出生态环境的普惠价值；在生态保护行动中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系统治理；在法治制度构建上打造最严格保护体系；在国际合作交流中推进全球生态治理共同体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引，即要深化生态文明整体布局、建立生态经济体系、完善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厚植生态文化体系、构建生态安全体系。

发展新型离岸贸易对提升中国对全球贸易资源的掌握能力、助力建设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 义，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发展新型离岸贸易赋能增效。从理论逻辑看，制度型开放通过“规则、规 制、管理、标准 ”四维协同改革，能够系统性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增强贸易网络嵌入能力、优化跨境 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质量信号价值，进而驱动新型离岸贸易发展。然而，当前中国发展新型离岸贸 易面临数据跨境流动限制与监管规则穿透性不足、税收政策与外汇管理体系适配性滞后、国际标 准互认壁垒与总部经济集聚度不高等现实困境。未来应系统性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制度型 开放，以“负面清单+监管沙盒 ”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以“对标 CPTPP+DEPA ”强化贸易网络嵌入，以 “ 离岸账户+税收中性 ”优化跨境资源配置，以“标准国际化+质量信号 ”增强示范引领作用，形成可 复制推广的中国版新型离岸贸易发展经验。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长期的资本支持，培育和壮大具有长期投资属性的耐心资本具有重要意 义。从理论逻辑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往往伴随着 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与之相契合，耐心资本所坚持的长期投资理念能 够引导资金流向事关国家发展的重大科创项目，为科创企业提供持续且稳定的资金支持，有助于 推动科技成果涌现并不断提升劳动者素质、创新劳动资料和丰富劳动对象，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当前，中国耐心资本的投入和积累面临着投资主体的长期投资意愿与风险识别能力不足、金融体 系和资本市场的短期化逐利化问题凸显、低科技成果转化率降低耐心资本投入的积极性、政策法 规的不确定性和退出机制的不完善问题等现实困境。因此，必须重视加强人才培养、完善资本市 场、促进成果转化、强化长期导向，不断提升耐心资本驱动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力量、市场活力、成果 转化率和政策耐心。

平台的竞争和垄断特别是“ 内卷式 ”竞争现象使得平台经济竞争格局日趋复杂。本文提出“竞 争—垄断 ”格局和“内卷—垄断 ”格局的概念来描述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种竞争格局。“竞争— 垄断 ”格局是市场竞争的一般趋势，而“ 内卷—垄断 ”格局是供需矛盾和垄断趋势下的特殊竞争现 象。平台经济的“竞争—垄断 ”格局源于平台资本极强的垄断趋势和竞争强度，具有数字技术垄断的暂时性与数字技术竞争的长期性并存、大平台对小平台的支配与小平台对大平台的竞争并存、平台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渗透与平台资本和非平台资本的合作并存的特征。平台经济“内卷—垄断”格局的形成与垄断平台资本的“ 内卷式 ”竞争优势和扩张行为密切相关，具有技术创新生态衰退、平台垄断趋势加剧、实数关系失衡的特征。需通过建立健全可持续的平台创新生态、推动形成有序 竞争的平台经济市场、加快构建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平台经济形态，实现平台经济竞争格局的 有效治理。

美国构建的“中心－外围 ”世界经济格局正逐渐解体，国家间在制度、技术和市场等层面战略博弈，推动了世界经济秩序重构，这也构成了中国制度型开放的外生驱动力。中国制度型开放不仅遵循后发国家制度型开放的一般规律，而且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以制度融合与制度供给为主要路径，以提供观念型及制度型公共产品为主要内容，具有制度开放性、根植性以及配合性特性。中国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数字经济新制度以及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作为制度型开放未来发展方向。

当前，全球经济正面临复杂深刻转型，更加注重规则、标准和秩序的全球贸易体系正在重构，中国对外贸易不确定性持续增加。在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是——中国既有产品贸易模式难以适应全球变局且无法满足中国持续崛起需要，甚至外贸模式滞后已然成为不确定性根源。在这一背景下，真正理解并融入国际贸易规则体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保障中国崛起、应对国内国际双循环梗阻的必然选择。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寻求具备更充分发展空间、更高标准、更多利润和更强国际认同的高质量市场板块，在开放层次结构性升级中应对不确定性冲击和发展转型挑战。从全球贸易细分及特征来看，以联合国公共采购为代表的国际公共采购市场正是推动贸易发展模式转型的靶向所在。积极布局国际公共采购可通过创造贸易与利润增量、培育现代化企业、出海模式升级、重塑国内市场和解决认同难题等积极效应，实现中国从产品贸易到规则融入的制度跃升。

2024 年粮食产量首次突破 1.4 万亿斤进一步增强了我国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能力，但是受各种因素制约，要保持甚至超过这个产量的难度大。本文在回顾粮食面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强农惠农政策对粮食产量重要性的基础上，揭示“三个稳定”是产量稳定的底层逻辑。沿着从供给侧保障到需求侧引导的思路，深度剖析粮食产量跨越 1.4 万亿斤后的战略选择问题。在供给侧，从产能提升、产区支持、产值增加三个维度，构建具有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具系统性的粮食产量保障体系；从多元主体与要素协同、区域协调发展下的产销区利益补偿、健全种粮收益保障三个视角，明确粮食产量保障的具体实现路径。在需求侧，按照营养引导消费、消费引导生产原则，粮食生产要围绕高质量保障粮食安全和改善全民营养健康状况调整优化结构，更好满足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

伴随着数智革命新浪潮，“十五五 ”时期正处于全球经济新周期开启和中国经济新动能重塑的历史交汇期。面对新时代新征程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要强化发展规划这一国家力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制度优势构建增长新动能，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更好结合提升增长新效能，以“一张蓝图绘到底 ”战略定力跨越经济长周期。未来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激发居民的消费潜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之治 ”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更好发挥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

面向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深耕“人工智能+ ”嵌入现代化产业的作用路径，对中国式产业现代化意义重大。“人工智能+ ”促使产业结构协调化、关联产业链安全化、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与产业链供应链绿色低碳化，为推动中国式产业现代化注入新动能。依托“人工智能+ ”的优势，以“纵向-横向-斜向 ”联动集成多元化产业联合体，以“宏观-中观-微观 ”创新重塑粘性化产业发展结构，以“供应链-创新链-资金链 ”迭代构建强韧性产业体系，以“点-线-面 ”协同打造持续性产业增值路径，重塑中国式产业现代化探索模式。在此基础上，未来应增强制度保障，系统性筑牢机制改革“根之基”；加大技术驱动，高水平强化科技创新“ 内驱力”；深化产业兜底，针对性盘活产业现代化“根本源”；促进服务优化，全方位注入金融“活泉水”，拓展“人工智能+ ”应用广度与深度，加速中国式产业现代化。

金融要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催生的多层次、多样化的资金需求与金融有效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本文从理论逻辑、政策逻辑与实践逻辑三个层面回答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上为什么存在、现实中怎么理解、实践中如何推进的问题，阐释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共荣关系，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互适应关系，以及金融效率与金融稳定的平衡发展关系，并提出了沿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路径。

索洛悖论是数字技术的应用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悖论性现象，表现出周期性、历史性的特征。依 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索洛悖论本质上是“基于劳动的效率观 ”与“基于资本的效率观 ”的矛 盾，是资本逻辑的悖论性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呈现；索洛悖论的周期性来自资本积累的过程、利润率 下降趋势与起反方向作用的原因；索洛悖论的历史性来自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从适应生产力发展到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之具体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 对索洛悖论，应当利用资本与限制资本并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并进，发展科技与保障就业并 行，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超越资本主义的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利用发展导向型的体制优势、劳动力廉价的性价比优势和改革引致的要素集聚优势，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逐步释放发展潜力，形成了超大型经济体。超大型经济体与中小型经济体的根本不同在于增长动力，超大型经济体很难单纯依靠外需推动增长，而要凭借超大型经济体自身的特殊优势，创造更强内生增长动力，才能推动经济持续繁荣。具体来看，中国超大型经济体拥有全产业链优势、规模经济优势、地区差异化优势和对外资的巨大引力优势。为实现这些优势，需要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优化资源配置；打破地域分割，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对外开放，充分融入世界分工合作体系。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传统宏观调控依赖“低通胀＋小产出缺口”判断的局限性，推动宏 观审慎政策作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新支柱在全球兴起。本文按照系统性风险“识别—传导—应对”的逻辑脉络，梳理了宏观审慎政策的理论进展，并系统回顾了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顶层设计、治理架构、制度基础与工具体系等方面的中国特色实践探索与创新。随着外部冲击加剧和内部困 难挑战增多，宏观审慎管理任务愈发繁重，现有政策框架在目标分层、工具拓展及机制协同等方面 仍有待健全。结合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本文提出应补齐中间与操作目标，优化政策工具箱，拓展 政策管理范围，健全监测预警机制，并强化跨部门治理协同，以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宏观审慎政策 框架，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和建设金融强国提供坚实制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