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工业化内在高度关联，推动两者协同互促对实现这两大战略任务均有重大 意义，但当前研究在没有揭开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工业化内部“黑箱 ”的基础上探讨两者的互促，只 揭示了宏观总体关系，没有系统厘清深层辩证关系，也无法推导出更精准的协同推进策略。本文把 揭示两者的内部结构“黑箱 ”作为逻辑起点，发现二者的发展思路、发展原则和发展路径相同，但本 质、范围、构成和变革规律不同，总的辩证关系可以概括为深层本质和产业载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和 对立转化。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辩证关系蕴藏的丰富互促机制。实践中，需坚持共 同发展原则、坚守共同发展思想、壮大共同发展路径、破解共同改革难题，在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 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和互促发展。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回应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以及全球生态治理的现实诉求。其科学内涵可从六大核心维度展开：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注重和谐共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民生福祉范畴内突出生态环境的普惠价值；在生态保护行动中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系统治理；在法治制度构建上打造最严格保护体系；在国际合作交流中推进全球生态治理共同体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引，即要深化生态文明整体布局、建立生态经济体系、完善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厚植生态文化体系、构建生态安全体系。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大农业 观大食物观 ”是党在“三农 ”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的提出与践行是农业现代 化背景下党统筹粮食安全与农业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是协调农业供给与食物消费的现实需 要，是补全现代化发展短板与突出“三农 ”优势的必然选择，亦是带动乡村产业发展与实现乡村全 面振兴的未来指向。“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核心要义的呈现，需要深刻把握“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的 新型“资源观 ”“农业观 ”“食物观 ”与“市场观”。同时，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要保证粮食安全，推 动食物供给种类多样化；要加强科技支撑，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市场导向，加速农业现代 化大产业发展；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量化数字经济规模和产业关联 特征有利于为监测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提供统计数据支撑。本文基于官方公布的国家投入产出表编 制了2012—2020 年 174 部门的数字经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系统核算了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规模、速度和结构，并分析了数字经济的投入产出结构与产业关联特征。研究发现，（1）2012  年以来，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及其分行业的增加值规模持续增长，已成为宏观经济增长的新引 擎；核心产业占比格局有所改变，数字技术应用业增加值已占据核心产业半壁江山，超过数字产品 制造业成为第一大产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保持高速增长，是带动核心产业发展 的关键产业。（2）数字制造业对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强，但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力仍然低于国民经 济平均水平；数字服务业具有相对“独立性”，主要在产业内部自循环，对其他产业依赖程度较弱； 虽然整个传统产业的重要性在逐渐减弱，但目前传统制造业仍是国民经济中的关键产业。本研究 可为判断数字经济发展关键驱动力和产业间关联特征提供科学依据。

发展新型离岸贸易对提升中国对全球贸易资源的掌握能力、助力建设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 义，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发展新型离岸贸易赋能增效。从理论逻辑看，制度型开放通过“规则、规 制、管理、标准 ”四维协同改革，能够系统性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增强贸易网络嵌入能力、优化跨境 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质量信号价值，进而驱动新型离岸贸易发展。然而，当前中国发展新型离岸贸 易面临数据跨境流动限制与监管规则穿透性不足、税收政策与外汇管理体系适配性滞后、国际标 准互认壁垒与总部经济集聚度不高等现实困境。未来应系统性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制度型 开放，以“负面清单+监管沙盒 ”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以“对标 CPTPP+DEPA ”强化贸易网络嵌入，以 “ 离岸账户+税收中性 ”优化跨境资源配置，以“标准国际化+质量信号 ”增强示范引领作用，形成可 复制推广的中国版新型离岸贸易发展经验。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激发企业活力、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党的十 八大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加速推进，从中央到地方围绕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 署和制度安排。新时代十年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经历了分类落实、有序推进、稳妥深化和巩固拓展 的发展历程，并在政策制定、混改范围、改革成果等各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经验。本文深入挖掘我国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溯源，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历程及成就经 验，并结合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对我国未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以期推动下一 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稳步实施与持续深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进 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危机与不稳定、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分化、环境破坏 与资源浪费等负面问题。耐心资本作为一种新兴的资本形式，是对传统资本的扬弃，克服传统资本 短期逐利与高风险偏好，融合社会进步和环境价值，具有长期投资导向、注重社会效益与可持续发 展、风险承受能力与稳定性、参与性与合作性等特征，对于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缓解社会不平等 与贫富分化、推动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新征程上，需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发挥政府与市场合力，政府监管资本、引导流向，优化政策鼓励耐心 资本投入重点领域；以制度建设为牵引，完善风险管理与评估体系，不断壮大耐心资本，引导和规范 资本健康发展，助力新征程上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农业强国必须立足世情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深 入领会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农业强国建设，要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强国的显著特征和优 势。人本农业、人文农业、社会主义农业、新质农业、自主农业、开放农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 强国的根本立场、价值指向、制度优势、发展理念和实现路径。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强 国建设，需要强化新型举国体制下的“政府 ”和“市场 ”双轮驱动，坚持战略协同布局中的“守正 ”和 “创新 ”两大原则，把握农业空间拓展中的“上天 ”和“入地 ”两个方向，在资源约束背景下聚焦“突 围 ”和“引流 ”两大举措，在产业融合趋势中采取“联结 ”和“平衡 ”两个策略，在发展格局变化中利用 “ 国际 ”和“国内 ”两大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强国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一是超越了西方“人 口负担论 ”的现代化适配机制；二是打破了“中心-边缘 ”的西方科技霸权体系；三是重构了全球粮 食保障供给体系；四是开创了“非依附性发展”的经典范式。

当前，全球经济正面临复杂深刻转型，更加注重规则、标准和秩序的全球贸易体系正在重构，中国对外贸易不确定性持续增加。在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是——中国既有产品贸易模式难以适应全球变局且无法满足中国持续崛起需要，甚至外贸模式滞后已然成为不确定性根源。在这一背景下，真正理解并融入国际贸易规则体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保障中国崛起、应对国内国际双循环梗阻的必然选择。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寻求具备更充分发展空间、更高标准、更多利润和更强国际认同的高质量市场板块，在开放层次结构性升级中应对不确定性冲击和发展转型挑战。从全球贸易细分及特征来看，以联合国公共采购为代表的国际公共采购市场正是推动贸易发展模式转型的靶向所在。积极布局国际公共采购可通过创造贸易与利润增量、培育现代化企业、出海模式升级、重塑国内市场和解决认同难题等积极效应，实现中国从产品贸易到规则融入的制度跃升。

资本积累是资本追求无限剩余价值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基于工业经济的时代背景分析了资本 积累的“机器榨取 ”模式及其一般规律。而人工智能时代以“智能掠夺 ”为形式的资本积累既未脱离 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又呈现出与机器大工业时代不同的新特征。基于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 的基本框架发现，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资本积累在运行过程上实现了生产过程上的智能化转型和实 现机制中的剥夺性转变，在实施手段上促进了积累强度的提高和领域的扩展，并最终深化了经济 社会的多重矛盾。要科学把握人工智能时代资本积累的两重性特点，使数字智能技术在推动财富 增长的同时，也促进生产关系的完善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工智能作为驱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改变了劳动者的就业形态、劳动方式与评价认知， 对促进社会职业形态更迭、劳动方式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技术变革在推 动生产关系重构的同时，亦间接导致了社会劳动力需求的缩减，对劳动者的就业择业造成了冲击。 为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关键策略在于构建劳动者友好型制度环境、推动现代教育体系改革，从而激 发劳动者的创造力，同时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客观研判技术影响，以制度建设为牵 引，强化产教融合与人文关怀，聚焦劳动者的软实力培育，塑造劳动者的综合竞争力。在协调技术 进步与劳动者个人利益间谋求动态平衡，营造人机共生的和谐环境。

2024 年粮食产量首次突破 1.4 万亿斤进一步增强了我国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能力，但是受各种因素制约，要保持甚至超过这个产量的难度大。本文在回顾粮食面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强农惠农政策对粮食产量重要性的基础上，揭示“三个稳定”是产量稳定的底层逻辑。沿着从供给侧保障到需求侧引导的思路，深度剖析粮食产量跨越 1.4 万亿斤后的战略选择问题。在供给侧，从产能提升、产区支持、产值增加三个维度，构建具有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具系统性的粮食产量保障体系；从多元主体与要素协同、区域协调发展下的产销区利益补偿、健全种粮收益保障三个视角，明确粮食产量保障的具体实现路径。在需求侧，按照营养引导消费、消费引导生产原则，粮食生产要围绕高质量保障粮食安全和改善全民营养健康状况调整优化结构，更好满足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

伴随着数智革命新浪潮，“十五五 ”时期正处于全球经济新周期开启和中国经济新动能重塑的历史交汇期。面对新时代新征程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要强化发展规划这一国家力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制度优势构建增长新动能，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更好结合提升增长新效能，以“一张蓝图绘到底 ”战略定力跨越经济长周期。未来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激发居民的消费潜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之治 ”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更好发挥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长期的资本支持，培育和壮大具有长期投资属性的耐心资本具有重要意 义。从理论逻辑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往往伴随着 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与之相契合，耐心资本所坚持的长期投资理念能 够引导资金流向事关国家发展的重大科创项目，为科创企业提供持续且稳定的资金支持，有助于 推动科技成果涌现并不断提升劳动者素质、创新劳动资料和丰富劳动对象，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当前，中国耐心资本的投入和积累面临着投资主体的长期投资意愿与风险识别能力不足、金融体 系和资本市场的短期化逐利化问题凸显、低科技成果转化率降低耐心资本投入的积极性、政策法 规的不确定性和退出机制的不完善问题等现实困境。因此，必须重视加强人才培养、完善资本市 场、促进成果转化、强化长期导向，不断提升耐心资本驱动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力量、市场活力、成果 转化率和政策耐心。

美国构建的“中心－外围 ”世界经济格局正逐渐解体，国家间在制度、技术和市场等层面战略博弈，推动了世界经济秩序重构，这也构成了中国制度型开放的外生驱动力。中国制度型开放不仅遵循后发国家制度型开放的一般规律，而且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以制度融合与制度供给为主要路径，以提供观念型及制度型公共产品为主要内容，具有制度开放性、根植性以及配合性特性。中国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数字经济新制度以及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作为制度型开放未来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利用发展导向型的体制优势、劳动力廉价的性价比优势和改革引致的要素集聚优势，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逐步释放发展潜力，形成了超大型经济体。超大型经济体与中小型经济体的根本不同在于增长动力，超大型经济体很难单纯依靠外需推动增长，而要凭借超大型经济体自身的特殊优势，创造更强内生增长动力，才能推动经济持续繁荣。具体来看，中国超大型经济体拥有全产业链优势、规模经济优势、地区差异化优势和对外资的巨大引力优势。为实现这些优势，需要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优化资源配置；打破地域分割，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对外开放，充分融入世界分工合作体系。

面向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深耕“人工智能+ ”嵌入现代化产业的作用路径，对中国式产业现代化意义重大。“人工智能+ ”促使产业结构协调化、关联产业链安全化、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与产业链供应链绿色低碳化，为推动中国式产业现代化注入新动能。依托“人工智能+ ”的优势，以“纵向-横向-斜向 ”联动集成多元化产业联合体，以“宏观-中观-微观 ”创新重塑粘性化产业发展结构，以“供应链-创新链-资金链 ”迭代构建强韧性产业体系，以“点-线-面 ”协同打造持续性产业增值路径，重塑中国式产业现代化探索模式。在此基础上，未来应增强制度保障，系统性筑牢机制改革“根之基”；加大技术驱动，高水平强化科技创新“ 内驱力”；深化产业兜底，针对性盘活产业现代化“根本源”；促进服务优化，全方位注入金融“活泉水”，拓展“人工智能+ ”应用广度与深度，加速中国式产业现代化。

金融要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催生的多层次、多样化的资金需求与金融有效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本文从理论逻辑、政策逻辑与实践逻辑三个层面回答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上为什么存在、现实中怎么理解、实践中如何推进的问题，阐释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共荣关系，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互适应关系，以及金融效率与金融稳定的平衡发展关系，并提出了沿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路径。

平台的竞争和垄断特别是“ 内卷式 ”竞争现象使得平台经济竞争格局日趋复杂。本文提出“竞 争—垄断 ”格局和“内卷—垄断 ”格局的概念来描述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种竞争格局。“竞争— 垄断 ”格局是市场竞争的一般趋势，而“ 内卷—垄断 ”格局是供需矛盾和垄断趋势下的特殊竞争现 象。平台经济的“竞争—垄断 ”格局源于平台资本极强的垄断趋势和竞争强度，具有数字技术垄断的暂时性与数字技术竞争的长期性并存、大平台对小平台的支配与小平台对大平台的竞争并存、平台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渗透与平台资本和非平台资本的合作并存的特征。平台经济“内卷—垄断”格局的形成与垄断平台资本的“ 内卷式 ”竞争优势和扩张行为密切相关，具有技术创新生态衰退、平台垄断趋势加剧、实数关系失衡的特征。需通过建立健全可持续的平台创新生态、推动形成有序 竞争的平台经济市场、加快构建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平台经济形态，实现平台经济竞争格局的 有效治理。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经济成为资本主义推进再工业化的新的着力点。数字资本主义 之所以推进再工业化，一是物质生产活动始终具有第一性，二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数字经济为 再工业化提供了新发展机遇，三是数字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发展的现实要求。当前数字资本主义依 然处于去工业化加深的趋势中：制造业的获利能力持续低迷，数字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导致制造业 就业人数和就业岗位减少，金融资本与数字资本渗透融合对实体产业形成新一轮侵蚀。此外，数字 资本主义再工业化面临四大困境：制度方面，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固有限制；技术方 面，数字技术赋能实体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困难和不确定性；运行模式方面，数字资本主义形成具 有非生产性的“服务化 ”发展趋势；劳动力方面，零工劳动者相对过剩与制造业技能劳动者短缺的 矛盾凸显。综上，数字资本主义短期内将难以实现再工业化。

本文基于2011—2021 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在测算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消费水平的基础上， 以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异质性为研究视角，探究数字消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是否存在鸿沟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消费通过影响市场需求与竞争引发企业升级和革新，进而实现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由于企业信息应用能力差异、数字适应性差异和资源基础差异，这一积极作 用仅存在于高新技术企业中，进而导致了企业间的生产率鸿沟。异质性分析表明，内部竞争实力较 强和外部市场环境较弱的高新技术企业能借助数字消费机遇获得更大的生产率提升效应。最后，数字消费还有助于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和供应链配置。

跨国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来优化其全球网络，不仅是推动企业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 义，也是保障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微观基础。本文基于新 OLI 范式，以2007—2022 年中 国A 股上市跨国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中国跨国企业全球网络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 理。研究发现，跨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全球网络集中度，促进全球网络多元化。机制分析 表明，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开放资源优势、联结优势和整合优势，通过推动企业实现开放式创新、 优化供应链配置和增强动态能力，促进形成创新开放型多元化、供需联结型多元化和动态整合型 多元化的全球网络。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摩擦导致的高系统性风险下，数字化转型对全球网络多 元化的助推效果更加显著；在新技术民族主义冲击下，高技术行业的跨国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推 动全球网络多元化的意愿更加强烈；相比于生产型和研发型子公司，数字化转型更易促进销售型 子公司网络多元化。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传统宏观调控依赖“低通胀＋小产出缺口”判断的局限性，推动宏 观审慎政策作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新支柱在全球兴起。本文按照系统性风险“识别—传导—应对”的逻辑脉络，梳理了宏观审慎政策的理论进展，并系统回顾了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顶层设计、治理架构、制度基础与工具体系等方面的中国特色实践探索与创新。随着外部冲击加剧和内部困 难挑战增多，宏观审慎管理任务愈发繁重，现有政策框架在目标分层、工具拓展及机制协同等方面 仍有待健全。结合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本文提出应补齐中间与操作目标，优化政策工具箱，拓展 政策管理范围，健全监测预警机制，并强化跨部门治理协同，以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宏观审慎政策 框架，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和建设金融强国提供坚实制度支撑。

人类需要及其满足和消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着重分析讨论的基础性概念范畴，而它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需要及其满足或消费观同时具有社会主义和生态可持续的进步质性特征。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反生态制度本性和异化消费表征导致生态和社会危机的同时，初步构建起了社会主义的生态消费观及其实践原则体系。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主题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不但致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还努力通过发展理念与方式、现代化理念与模式的深刻变革和倡导绿色消费，在全社会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了社会主义生态消费观的当代中国践行与创新。

金融韧性是指金融体系对风险冲击的识别预判、防范抵御、吸收恢复以及适应进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当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旧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国内外经济金融风险交织，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正面临着诸多挑战和考验，加快金融体系高水平制度建设、增强金融韧性刻不容缓。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实践中，我国金融监管框架持续完善，金融风险管理体系日益健全，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效能明显提升，这使金融体系表现出应对不利冲击的良好韧性。因此，我国可以凝聚改革开放以来金融韧性实践的宝贵经验，进一步增强金融韧性，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从容应对新形势下的风险挑战。

索洛悖论是数字技术的应用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悖论性现象，表现出周期性、历史性的特征。依 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索洛悖论本质上是“基于劳动的效率观 ”与“基于资本的效率观 ”的矛 盾，是资本逻辑的悖论性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呈现；索洛悖论的周期性来自资本积累的过程、利润率 下降趋势与起反方向作用的原因；索洛悖论的历史性来自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从适应生产力发展到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之具体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 对索洛悖论，应当利用资本与限制资本并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并进，发展科技与保障就业并 行，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超越资本主义的局限性。

农业强国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三农 ”领域的关键发展战略。耐心资本 作为一种长期资本和战略资本，能够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高质量的资本支持。当前，世界正处于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耐心资本凭借其在投资主体、投资客体及投 资内容等方面的创新，展现出长期投资能力、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显著的公共性和风险规避特性。 其价值内涵进一步革新了普惠金融、数字金融、绿色金融、文化金融以及开放金融等多元金融理 念，从而在可持续资金保障、降低风险溢价以及支持逆周期投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当前 乡村的软硬件设施现状及未来发展格局来看，乡村基础设施不足、部分制度建设滞后、乡村金融资 本监管体系不健全以及原有利益格局失衡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耐心资本在农业强国建设中 的作用发挥。因此，需要以金融发展权理念为基础，充分发挥制度的稳定性作用，秉持谦抑性干预 原则，依托技术与文化的双向驱动，实现硬法与软法的协同规范。同时，应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优 化耐心资本的运行环境，推动农业强国建设的制度和发展理念全面完善。

测度国内区域层面的产业链对外风险敞口，可以加深对产业链风险系统性和异质性的认知， 不仅有助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来保障产业链安全，而且可以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本文拓 展构建了国内区域层面产业链对外风险敞口及其结构的测算方法，利用 2017 年内嵌中国省份的 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系统考察中国区域层面产业链对外风险敞口的典型特征及全球产业链重 构的潜在影响，主要的发现有：第一，中国区域层面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综合产业链对外风险敞口均 主要由国际产业链间接联系所引发的隐性产业链对外风险敞口构成。第二，中国区域层面供给侧 与需求侧的产业链对外风险敞口均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而且资本密集型 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产业链风险主要产生自国际产业链的间接联系。第三，中国区域层面供给 侧和需求侧产业链对外风险敞口的市场集中度均比较高，而且来源国主要集中在美日韩三国。第 四，依靠“国内其他省份+RCEP 伙伴国”和“国内其他省份+‘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替代中美产业链， 可以缩小中国区域层面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产业链对外风险敞口。

“十五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再平衡、弱循环共存，新科技革命呈现“多点爆发、加速迭代” 趋势，全球减碳虽有曲折但大势所趋、目标清晰，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仍有空间但增速明显放缓，居   民收入和老龄化显现“慢富快老 ”特征。从产业来看，我国新旧动能转换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内   外部因素并存挤压产业需求、产业技术对外依赖较大、中小民营企业活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亟需以   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牵引，以培育释放新动能、改造升级传统动能和   夯实发展动能安全根基为主线，以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为转换路径，协同推进市场需求拓展转   换、产业技术迭代转换、产业组织提升转换，将服务业发展需求潜力、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和对新兴国   家出口潜力转化为发展新动能，促进国内产业技术创新体系重构和产业技术国际合作格局重塑，提   升中小民营企业活力和大型企业国际竞争力，有效构建和激发我国经济发展强劲动能。

算力基础设施是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高水平算力支撑， 但在“生产率悖论 ”得到广泛验证的背景下，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能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 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以国家超级计算中心投入运营为外生政策冲击，利用沪深A 股上市公 司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TFP 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算力基础设施 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TFP 提升，并且提升效应与企业智能化水平密切相关。作用机制检验表明，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促进企业合作创新和推动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调整两个渠道影响企 业TFP。基于地区、行业、企业三个层面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TFP 的影响在 发展禀赋较好地区、高技术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本文首先厘清了全球主要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态势和兴起背景，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央行数字 货币的全球意义以及中国推行数字人民币的战略意义：（1）世界各国推行 CBDC有助于提升普惠 金融水平、提高跨境支付和结算效率、争取货币主权争夺战略制高点。（2）数字人民币在助力农村 金融、小微企业信贷、养老金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可提高资金安全性、丰富 财政政策工具箱；通过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拓展人民币国际化实际应用场景；在政治考 量上，数字人民币有助于保障我国金融安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未来中国应推动数字人民币在零 售端的广泛应用；利用数字人民币更好地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构建数字人民币支付体系，助 推人民币国际化。

耐心资本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构建“科技—产业—金融 ”良性循环 生态的重要一环。耐心资本发展的基本框架应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串联耐心资本全链条运转各主 要环节的“募、投、管、退 ”运行机制，二是架构于具体运行机制之上的宏观治理体系。欧美等主要发 达经济体在搭建耐心资本的发展框架和优化耐心资本的运营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结 合我国当前耐心资本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优化我国耐心资本发展路径的系统策略包括系统完善 宏观治理架构、统筹拓宽资金供给来源、有序增强行业主体活力以及优化拓展退出机制选择。

数字产业集群不仅是数字经济时代产业空间组织迭代升级的必然方向，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重要空间载体。在围绕“空间逻辑-主体构成-互动机制”三方面廓清数字产业集群内涵特征及其 演化逻辑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数字产业集群依托现实和数字空间的深度交互实现了创新要素的跨 时空融合、价值创造的网络化分工以及具有互补性关联的参与主体间的高效匹配，从而塑造了新 的竞争优势。在遵循与数字经济技术范式相匹配的原则下，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数字产业集群适配 性产业政策范式，即对过往产业集群发展中常见的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使用保持审慎，代以市场增 进型产业政策作为数字产业集群产业政策的基础范式，并强调中央政府通过国家战略和规划统筹 协调数字产业集群发展实践。

准确把握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科学评估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对于推动金融强国建 设和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五个维度构 建金融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2000—2021 年全球 114 个国家的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统 计测度，并实证检验了其经济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在样本期内，全球金融格局总体上没有发生太 大变化，发达国家在金融高质量发展方面始终保持着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金融高质量发展 水平排名从2000 年的第57 位上升到了2021 年的第 37 位，正在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第二， 全球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随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出波动性的上升趋势，其总体差异随时间 推移在不断缩小，且水平较低的国家具有追赶趋势。第三，金融高质量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技 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发展，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与经济 结构转型升级的适配度较高，但相较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就改革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创造性 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在时代之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聚焦 于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全面深 化改革。在理论之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聚焦于改革主体、改革进程、改革 方式和改革内容，全面揭示了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实践之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要论述聚焦于制度构建、方法设计和政策协调，系统阐释了怎样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职业分工是研究人类社会运动发展规律的重要范畴，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重维度理解其 本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工依次经历了自然分工、自发分工、自觉分工三个阶段，职业 分工开始于第二阶段，并成为第二阶段社会分工的主要形式。在智能革命驱动下，职业分工表现出 新旧职业加速更替、劳动者职业形态多元、职业技能发展体系智能化转型等新变化。当前，职业分 工面临着就业结构性矛盾、教育体系滞后、职业极化与收入不平等加剧等诸多困境。技术变革只是 造成智能革命时代职业困境的表面原因，而根本原因则在于资本逻辑的扩展，只有坚持技术的社 会主义应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职业分工系统，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与挑战。

区域协同培育创新型企业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两大战略实施的关键内容之一。这关乎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推进，然而既有研究对此问 题讨论得并不充分，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框架，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首先，明晰了创新型企业 的内涵定义，从供应观和演化观挖掘创新型企业培育的驱动因素。然后，归纳与总结区域协同发 展的现有研究，进而探讨区域协同培育创新型企业的机遇、挑战与成因。在此基础上，立足“ 内容- 过程-结果 ”的逻辑构建区域协同培育创新型企业的理论框架。研究结论既丰富了区域协同发展 的相关研究，又为政府、企业以及市场各主体关乎协同培育创新型企业的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和实 践启示。

中国式创新即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技术创新。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技术进步的典型事 实，根据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系统性原则和简约性原则，将中国式创新界定为“中国依托新 兴大国综合优势和新型举国体制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以及从模仿创新走向自主创新的典型模式”。 基本的逻辑框架为：要素比较优势、技术后发优势和市场规模优势的动态耦合；技术跟随类型、技 术追赶类型和技术超越类型的动态演进；研发项目制度、专利保护制度和高新技术园区的协同推 进。未来发展方向为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和完善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新型举国体制， 从模仿创新走向自主创新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中国式创新进入新境界。

中国民营经济“ 内卷式 ”竞争的形成，本质上是制度演进滞后与市场结构失衡共同作用的产 物。在经济转型期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基于晋升激励的产业干预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迟滞，塑造 了非中性的竞争环境，迫使企业陷入“政策套利—低效扩张 ”的路径依赖；上游行政性垄断与下游 过度竞争的失衡格局，叠加全球化红利消退引发的技术依赖与需求约束，进一步固化了资源配置 的低效均衡。这种竞争模式通过三重传导机制形成系统性风险，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创新动能衰 退与资产负债表恶化，中观层面呈现行业生态劣化与技术迭代停滞，宏观层面则导致全要素生产 率增速放缓与增长韧性弱化。摆脱困境需通过制度重构与生态再造的协同改革：制度层面推进要 素市场化配置与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确立，消除非市场干预的扭曲效应；市场层面重构“创新溢 价—利润反哺 ”的良性循环，依托产业链协同与数字化转型实现技术跃迁；发展层面推动从规模扩 张向质量竞争的范式转换，通过全球技术布局与标准输出培育动态竞争优势。

未来科技与未来产业的协同发展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面临技术创新的周 期性与不确定性、政策保障的滞后性、资源配置不均衡和国际间技术垄断壁垒的现实约束，迫切需 要构建新型未来科技驱动未来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路径。未来科技驱动未来产业发展的过程体现 了技术创新动态演化、产业生态和赋能型制度环境的三维协同。基于构建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 制度环境 ”的理论框架，揭示了三者在推动未来科技驱动未来产业发展中的相互关系。基于此，提 出政府应精准部署前沿技术，因地制宜发展未来科技和未来产业，创新资本投入机制和耐心资本 投入方式，构建全球创新网络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