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阐述欧洲碳税实践总体历程的基础上,从征税对象和范围、税率设定、税收使用和税收优惠等四个方面对最早推出碳税的北欧各国碳税政策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政策特征,并进而将各国碳税政策划分为几种典型类型,再从税制要素和税收使用方面对各类碳税政策的要点进行总结,最后提出相关启示。

数字贸易便利化体现了新一代贸易便利化规则的发展趋势。本文梳理了数字贸易便利化发展历程，对比中韩FTA、中澳FTA、CPTPP 和RCEP 文本中的数字贸易便利化相关内容，总结了其8 大主要维度。发现数字贸易便利化相关规则的特征体现在专有条款缺乏、内含数字特点、强调能力建设和国际互联互通4 个层面。尽管在数据安全、跨境监管和规则碎片化等方面数字贸易便利化发展仍面临重大挑战，但信息技术在贸易层面的广泛应用有望缓解这一困境。同时，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和制度型开放的全球趋势也有望推动数字贸易便利化的发展。未来，中国应在国际层面积极推动达成数字贸易便利化相关共识；在区域层面努力强化“一带一路”沿线的数字贸易便利化合作，突出数字贸易便利化的能力建设；在国内层面持续深化数字贸易便利化体制机制改革，开展数字贸易便利化措施创新。

承担大国责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球，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引领世界经济政治制度变革的基础要求，共建“一带一路”是当中的重要平台。本文从中国对世界影响的角度出发，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统计数据的质量问题，采用夜间灯光亮度数据反映各国的经济活动状况，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沿线国家的人均与地均灯光亮度，双方领导人的来访则进一步提高该效应。即中国的经济发展显著推动了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沿线国家与中国友好紧密程度的提高，更能强化这种推动作用，此推动作用源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显著提高双边贸易与直接投资额。由是，通过综合国力不断壮大及与世界的深入互动，中国将照亮“一带一路”建设。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基于互联网及相应新兴技术产生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却表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本文在梳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特征的基础上，从微观、宏观两个层面探讨了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在微观层面，互联网、移动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可以形成兼具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长尾效应的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匹配供需，形成更完善的价格机制，由此提高经济的均衡水平。在宏观层面，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三条路径促进经济增长，即新的投入要素、新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新的全要素生产率，数字经济还具有一种类似斯密提出的自增长模式。最后，本文认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供更好的匹配机制与创新激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M2/GDP 比率持续上升，现已高达2.0 左右，居世界前列，这种中国特色的高货币化现象被称为“中国货币之谜”。我国货币化率的上升主要由准货币（定期存款）快速上升造成的，居民资产性货币需求的上升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基本原因。不断上升的储蓄率提升了我国经济主体的资产规模；金融抑制从融资约束和投资限制两个渠道加强了经济主体对资产性货币需求的偏好。正是由于资产性货币需求或准货币占GDP 的比率不断上升，我国偏高的M2/GDP 比率并未对通胀产生很大压力，但将对房价、股价等资产价格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可能引致资产泡沫化。

中国进入买方市场以后，制造业企业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制造业要能走出目前的危机，必须首先弄清其陷入困境的起因。本文在剖析国内主要流行的四种观点的基础上，根据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经验观察，提出了关于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的七个基本原因，同时从五个方面就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战略作了探讨。 

新一轮技术革命不仅催生了全新的数字经济形态，也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以成本节约效应、产业链赋能效应以及出口增值效应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形态与分工地位。但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也面临突出的风险，体现在全球价值链空间布局层面，数字技术的深入赋能效应衍生全球价值链缩短与回流效应；价值链治理层面，链主国家对“攀升国”的科技压制与封锁衍生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在价值链利益分配层面，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的失衡与数字鸿沟加剧世界经济不平等。面对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的全新特征与新风险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国产业与微观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需要在生产要素层面进一步强化数字要素的第四类生产要素在数字创新驱动发展要素中的核心地位，在产业层面，强化数字经济对产业的赋能效应，即产业数字化与数字化产业双轮驱动打造面向国内大循环的产业链与创新链共促机制；在微观企业层面，强化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驱动创新引领，破解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

本文通过构建2010年1月至2016年7月的VAR模型， 实证分析了新一轮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 脉冲响应结果显示： 第一， 美国隔夜拆借利率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各项目的冲击均在零轴以下， 表明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对我国直接投资、 证券投资、 银行部门的资本流动为负向溢出效应。 第二， 中美平均汇率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各项目的冲击均在零轴以下， 但冲击幅度较美国隔夜拆借利率更大， 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直接投资、 证券投资、 银行部门的资本流动有较强的负向溢出效应。 第三， 美国隔夜拆借利率、 中美平均汇率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各项目的冲击幅度总体较小且不断变弱， 这与新一轮美联储加息的节奏相对缓和以及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息息相关。 因此， 中国货币当局应及时关注和监测跨境资本流动， 警惕和防范美联储加息对跨境资本流动的不利冲击；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 增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双向浮动弹性， 从根本上实现人民币汇率预期的稳定， 进而缓解汇率波动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掀起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产生逆全球化浪潮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本轮逆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前景如何？中国应如何应对？本文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收入极化效应显著超出其增长效应、经济全球化运行机制的“失灵”、美国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行为是逆全球化浪潮产生的根源。尽管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持续泛滥，但在持续科技创新、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尤其是中国的积极推动下，本轮经济全球化非但不会就此终结，反而将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深入发展。对此，中国应推进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多边经贸体制；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倡导新型全球化。

开放式创新是指企业利用和整合外部知识资源进行创新和商业化过程,以及将内部有价值的创意、知识、技术输出到组织外部,由其它组织来进行商业化过程。本文比较了开放式创新与封闭式创新模式的内涵、基本原则及绩效,分析了中国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创新模式封闭、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开放式创新范式下的产业和企业发展新举措。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我国经济领域实施的重大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实践。从深刻的理论逻辑层面去理解我国为什么要实施这一重大战略，有助于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行动形成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共识。本文从市场经济、生产-市场矛盾、大国优势的理论视角去解析了这一重大战略背后的理论逻辑，揭示了作为一个大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的过程中，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必然性，阐释了这一战略在当前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中国与美国共同构成全球数字经济的“双子星”，但中国数字经济远未取得绝对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数字经济出现“三二一”产业逆向渗透趋势，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不够强，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问题突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必须聚焦破解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建设数字经济重大战略平台，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提升数字技术对三大产业的融合度与渗透力。更深层次的是要打破制约数字化生产力发展和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建设的政策制度障碍，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监管机制和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机制。

劳动作为人特有的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原生动力。随着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在劳动场景中的广泛应用，人类劳动正在经历着一场新的变革，具体表现为劳动工具的“人格化”、劳动过程的“无人化”、劳动场域的“多维化”以及劳动分工的“去边界化”。人类劳动形态从过去的强迫性劳动转向志趣性劳动，从重复性劳动转向创造性劳动，从专业化劳动转向兼业化劳动，从生存性劳动转向体验性劳动，从物质劳动转向非物质劳动。这一变革进一步推动人机交互在劳动分工协作网络中的作用更为凸显，基于志趣的小众化研发型劳动组织成为主流以及劳动与闲暇从对立走向统一。

数字经济将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但其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大量安全风险和隐私保护方面的挑战，引发了大众对消费者数据隐私的高度关注。本文从数据伦理和数据所有权角度探讨了消费者数据隐私保护问题，主张首先要厘清和尊重数据所有权，但并不能仅局限于消费者对自身数据的保护性权利，而是寻找一种能够使数据所有者享受到社会参与的规则框架。为保持数据应用和数据隐私之间的平衡，有必要鲜明地提出“数据公平使用”原则，在消费者数据隐私权利保护、数字经济发展以及数据利润共享之间达成适当平衡，在保护隐私权和数据安全的同时，还应该保障数字经济的发展机会。

本文介绍了目前理论界流行的四种论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观点,即“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互动论”和“融合论”。然后,从分工和竞争力两个视角综述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机制。从产业层面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促进经济分工,提高经济效率。从企业微观层面看,制造企业使用生产性服务有利于其提高竞争力。最后,文章对论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的实证文献进行了概括。

当前，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打破传统封闭式的制造流程和业态，加速向各领域融合渗透，形成有别于传统经济的“数字经济”形态。通过互联网平台，数字经济把供应链体系中的资源接入到共享平台上，推动生产知识的代码化，建立整个供应链的虚拟数字映像，拓展出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催生跨境电商、数字贸易、云外包等新业态，推动更多中小企业融入全球普惠贸易。由于各贸易大国的利益诉求不同，难以达成为各方所接受的统一规则，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出现“赤字”和碎片化，增加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固定成本和服务市场的可变成本；发展中国家由于数字基础设施滞后，与发达国家形成“数字鸿沟”，加剧了双方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不平等。对此，我们应该加快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完善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政策法规，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发展B2B和B2C 等跨境电商模式，加快重点市场的海外仓布局；对标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提升中国在数字贸易治理中的地位，推动互利共赢的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城乡人口迁移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对中国人口迁移的特征进行描述的基础上,本文以推拉模型为理论依据,利用1992—2005年省级人口城乡迁移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中国人口城乡迁移的计量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农村人口城乡迁移存在倒U型关系。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镇就业岗位的增加,农村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以及乡镇企业就业岗位的相对减少都明显促进了城乡人口的迁移,而实际迁移距离和"无形"迁移距离制约着城乡人口的迁移。本文认为,完善当前的农地制度以增加农民进城的启动资金,为迁移人口提供稳定和适宜的居住条件,是政府促进人口城乡迁移健康、有序推进的关键。

本文沿用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理论与框架的区别思路，根据企业国际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就企业国际化研究进行了分类与综述，然后在从变量和概念框架两个层面讨论企业国际化概念框架间联系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企业国际化概念框架。

空间计量经济学逐渐从边缘发展成为应用计量经济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主流。本文系统总结了近三十年来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进展与模型。本文对其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萌芽、起飞和成熟,并且对每个阶段理论重点与主要贡献进行了全面地概括。文章最后对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展望。

SWIFT系统作为跨境支付领域的公共品，在愈演愈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中，私物化为金融制裁的工具，各国金融安全面临重大挑战。央行数字货币应用于跨境支付有两种方式。为促进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互操作性，可构建兼容系统、单一系统和互联系统的央行数字货币。SWIFT系统与央行数字货币存在合作与替代双重关系。中国在加快数字人民币研发和试点的同时，应依托“一带一路”建设等区域合作机制有序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积极参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合作，建立起高效安全的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

在国家的统一规划部署下，中国人工智能及其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在对产业与区域的渗透中表现出技术依赖、数据支撑、逐顶竞争和广泛渗透四个典型特征，呈现出技术应用“枝繁根浅”、区域渗透“城强乡弱”、产业发展“政引企从”、区域布局“东研西算”四大态势。在技术、数据、政策、市场等多方面因素的驱动下，人工智能与区域和产业发展出现高度融合的趋势，呈现范围经济主导下产业融合的产业发展模式和“小节点—大网络”的区域集聚模式。尽管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并在人工智能应用层领域保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在关键工艺和核心技术方面仍与发达国家有较为明显的差距，在对产业与区域渗透中面临人才、技术、安全、伦理、区域分化等多方面的挑战。需要加快人工智能人才队伍建设、推进核心技术攻关、构建安全防护体系、完善法律规范、协调智能资源区域分配，推动人工智能更深刻、广泛地赋能产业与区域发展，助力中国经济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随着多边贸易体制WTO 多哈回合谈判受挫，全球经济区域化出现空前活跃，高标准、广覆盖的广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潮流。特别是美国主导的TPP、TTIP 试图重新塑造世界经济新规则，将改变世界经济格局。面对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以及区域集团竞争的挑战，中国应该调整立场和策略，制定一个清晰的FTA战略，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应对。

路径依赖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中令人关注的重要议题。在我们给出的制度网络结构中,节点制度和连接制度是依据一定的逻辑架构密切连接在一起的,从而形成一种具有特殊形态的网络结构。因此,对制度变迁的研究可以纳入网络结构中来,不仅考察制度演进中的依赖因素,还应考察网络结构中与之相关联的其他制度因素对变迁的影响,从而形成具有多重路径依赖的特征。本文基于制度网络结构框架剖析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多重路径依赖、路径偏离、路径创造三个阶段,进而指出制度变迁具有摆脱单一路径依赖实现路径创造的可能性,并肯定变迁主体对制度变迁的能动作用。其意义在于,在我国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和发挥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中的主体能动性,努力引导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

本文基于企业角度研究商业道德行为选择问题。商业道德行为的经济本质是成本与收益博弈间对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追求的结果,而消费者反映、公司治理结构、管理者道德素质、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商业道德行为的重要因素。企业的经济行为必须具有最基本的商业道德。商业道德行为不仅是利他行为,也是利己行为。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就是要在道德完善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寻找一种可以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模式。

有关准公共产品性质问题研究的深入或突破,是认识和缓解教育、医疗改革现实困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准公共产品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兼具部分公共产品和部分私人产品性质的某类产品。以产品消费的匀质性或非匀质性为依据,可将准公共产品划分为维持型如社会的公共设施、发展型如教育、经营型如医疗等三种类别。这种划分是有助于我们探讨不同类别的准公共产品最有效的供给方式。

近年来压力测试因其衡量金融危机等极端环境下风险的特性在现代银行风险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VaR等传统模型的重要补充。本文分别从压力测试的定义、国际实践规范、执行流程等角度对已有的文献和监管部门的调查研究报告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分析了压力测试的优缺点,讨论了压力测试中的实际操作细节及对于数据缺乏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有效地实施压力测试。文章最后对宏观压力测试这一新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介绍和诠释,也提出了在压力测试中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后续问题。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持续的疫情、全球制造业回流、成本陡增及通货膨胀等多重因素叠加，使得不少制造业企业加快了数字化转型步伐。为推动我国制造业在数字化背景下实现价值链地位跃升，从宏观层面来看，应基于国内用户需求为主、国际用户需求为补充的制造业生产理念，利用数字经济夯实制造业创新基础。从中观层面来看，可构建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于一体的数字化协同创新示范中心，引导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深度融合与推广应用，基于数字经济统筹制造业创新格局，推动创新突破。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需共同开展数字技术创新研究，依托各类数字技术对生产流程进行数字化改造，引领制造业创新升级。

本文基于2003—2009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基础设施及其空间外溢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城市的经济密度、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后,一个城市的通讯基础设施和医疗条件不仅提高了本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城市间也存在显著的外溢效应,而人力资本和交通基础设施虽然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的影响,但并没有发现其对临近城市的TFP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揭示了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新时代，党中央用“城乡融合”来界定和推动城乡关系的发展，是我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必然选择，既符合历史的逻辑，也符合理论的逻辑。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内涵是把城乡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放在开放的、公平的、公正的发展环境中，让城乡资源要素对流畅通、产业联系紧密、功能互补互促，推动城乡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生态环境向一体化方向和谐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城乡融合发展不是城市的单极发展，而是城乡两极的协同交融发展。因而，城乡融合发展不能只依靠城市的单向带动，而是需要城乡双向共同推进。

信贷扩张、土地财政以及住房预售制度是中国房地产泡沫形成的三大根源。中国房地产泡沫隐藏着巨大的双重风险:一方面导致财政风险加剧,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导致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体系。从长期来看,房地产业不应该作为我国的支柱产业来发展。金融危机和房地产泡沫双重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该适时做出调整:加大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严格土地管理制度,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关系;将控制资产价格膨胀纳入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开征物业税和住宅空置税,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

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激励创新制度等无形要素实现要素的新组合，是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和商业上的应用和扩散。创新驱动作为发展战略本身也有个从外生向内生转变的问题。这就是转变技术进步的模式，由外生转为内生，立足于自主创新，依靠原始创新和引进技术的再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创新驱动需要注重协同创新，最为重要的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我国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还有个过程，但必须以此为目标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创新投入制度的创新来说，既要有市场创新，又要有政府创新，创造激励创新的环境。

金融危机已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为应对危机各国央行不断降息。随着短期利率接近于零,美、日、英等主要国家的央行转而求助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通过购买长期国债等方式向经济注入巨量的流动性。全球大规模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为此,在对量化宽松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研究了日本量化宽松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当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在经历了快速发展之后,引入城市收缩的研究将为学者专家和政府规划部门提供一个崭新的观察视角。目前中国的城市发展是建立在增长模式下采取的顶层设计,这与德国等欧美国家收缩城市早期的城市发展主导范式一致。本文通过对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城市收缩现象的观察与研究,认为去工业化、全球化、郊区化等历史与现实问题最终将成为全球城市收缩形成机制的一般规律。虽然中国总体上不存在城市收缩问题,但是不同城市区域却仍然表现出典型的收缩现象。政府应以前瞻的视角预见城市增长与衰退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因势利导以强有力的经济政策和鲜活机制加强对中小城镇的规划发展与金融支持,科学协调规划的刚性和市场灵活性要求之间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边缘的无序发展与蔓延将成为中国城镇化建设与科学发展较为现实的选择。

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内部控制是制度,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之间存在交叉重叠的关系。这会导致多套管理制度并存于企业的混乱局面。事实上,内部控制不是制度,而是职能,是管理职能中的控制职能。内部控制、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不存在谁包含谁的问题,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涵义相同,公司治理中体现了内部控制或风险管理思想。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具有内在一致性,可以统一于一套企业管理制度之中。

自从MM不相关定理诞生以来 ,企业资本结构理论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尽管西方许多学者对企业最佳资本结构形成的因素作了许多理论阐述 ,但由于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及各国经济的特殊性 ,因而实证检验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本文首先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作一些理论上的说明 ,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回归相结合的方法对其资本结构形成可能的影响因素加以实证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独特的股权结构是企业资本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而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作用却相对较弱。 

人口问题是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全球人口再生产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进而导致全球人口发展迎来大变局：全球人口或在本世纪下半叶进入负增长，人类社会逐渐从青年走向中老年，地区人口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在人口对经济社会的巨大反作用下，全球经济将逐渐从高增长走向中低增长常态；全球消费结构将发生深刻改变，健康需求和财富管理需求日趋上升；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面临深度调整，中国、印度、非洲等力量日趋上升。由于长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快速深化，总人口临近见顶，远期人口总量或急剧萎缩，建议从积极应对老龄化、提升经济增长效率、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双循环等方面积极应对相关挑战和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耕地保护的政策目标清晰地呈现出从注重数量保障到强调质量提升、再到强化载体建设的“由显到隐”内涵要求逐步提升的从严逻辑。地方落实中央部署，多措并举保面积并提质量。但是在实践中，政策落实与政策目标发生偏离：在耕地腾退和使用方面，非农非粮用地腾退成本高与手段缺乏，复合种植在兼顾收入的同时不可避免造成“减粮化”；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缺乏主体沟通导致建设效果欠佳，重显轻隐、前后衔接差的问题突出；在资金预算和使用方面，未区分地类造成实际落实难，补贴对象错位不利于耕地保护；在法律支撑和农民配合方面，“非粮化”管控的硬措施缺乏相关法律依据，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弥合地方实践与政策目标偏离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