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强度是创新投入跨国比较的主要指标，也是创新激励政策的重要目标，在中美竞争背景下对两国制造业研发强度进行比较研究意义重大。利用OECD商业企业研发费用数据库2010—2019年数据首次测算了中美制造业总研发强度和分产业研发强度及两国差距，通过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分析中美差距的来源与成因。测算结果表明，中美制造业总研发强度存在较大差距且在2010—2019年间无明显改变，分产业研发强度及变化特征中美迥异；分解结果显示，总研发强度中美差距主要归因于中研发强度产业研发强度差距较大且高研发强度产业差距不断扩大；两国分产业研发强度典型特征迥异主要源于两国发展阶段存在“代差”和制度政策差异，应对中美竞争应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作用，保持低研发强度产业研发投入适度增长、中研发强度产业快速增长和高研发强度产业重点领域超常规增长，缩小两国差距并逐步赢得中美竞争主动权。

本文构建了农业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空间统计技术对全国 1990—2014 年农业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测度，并分析了其变化趋势，重点考察了 2005—2014 年各省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时空差异。研究表明：（1）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农业经济增长质量在 1990—2004 年为缓慢提升期，2005 年后为快速提升期；（2）农村发展水平和农业经济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 贡献较大，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3）从空间维度 来看，各省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程度和发展均衡性均存在较大差异，农业经济增长质量水平高 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北和东南沿海，而中南部省份的农业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相对较低。

农村土地是农民的重要禀赋资源，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具有重要影响，但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家庭收入及收入构成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影响不同。本文从理论上分析农村土地流转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各项收入的影响，并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各项收入及家庭收入的量化影响，研究发现：（1）农村土地流转促使转入户经营性收入增长和工资性收入下降，而对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影响不显著，最终对家庭收入影响不显著。（2）农村土地流转促使转出户经营性收入下降、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而对转移性收入影响不显著，最终促进家庭收入增长。（3）农村土地流转对土地要素禀赋不同地区的转入户和转出户各项收入及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以上发现可以为完善和优化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进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耕地保护的政策目标清晰地呈现出从注重数量保障到强调质量提升、再到强化载体建设的“由显到隐”内涵要求逐步提升的从严逻辑。地方落实中央部署，多措并举保面积并提质量。但是在实践中，政策落实与政策目标发生偏离：在耕地腾退和使用方面，非农非粮用地腾退成本高与手段缺乏，复合种植在兼顾收入的同时不可避免造成“减粮化”；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缺乏主体沟通导致建设效果欠佳，重显轻隐、前后衔接差的问题突出；在资金预算和使用方面，未区分地类造成实际落实难，补贴对象错位不利于耕地保护；在法律支撑和农民配合方面，“非粮化”管控的硬措施缺乏相关法律依据，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弥合地方实践与政策目标偏离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将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但其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大量安全风险和隐私保护方面的挑战，引发了大众对消费者数据隐私的高度关注。本文从数据伦理和数据所有权角度探讨了消费者数据隐私保护问题，主张首先要厘清和尊重数据所有权，但并不能仅局限于消费者对自身数据的保护性权利，而是寻找一种能够使数据所有者享受到社会参与的规则框架。为保持数据应用和数据隐私之间的平衡，有必要鲜明地提出“数据公平使用”原则，在消费者数据隐私权利保护、数字经济发展以及数据利润共享之间达成适当平衡，在保护隐私权和数据安全的同时，还应该保障数字经济的发展机会。

装备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是2035年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近年美国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德国推出“工业4.0”战略、日本发布制造业竞争策略，中国装备制造业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通过系统梳理典型装备制造强国的发展历程，总结其成功经验及存在的问题，可为中国在新发展阶段提升装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经验借鉴。未来，中国装备制造业要强化顶层设计，着力优化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和体制机制；推动装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快提升装备制造高端化、智能化水平；打造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加强颠覆性创新和延续性创新相结合；推进现代职教体系建设改革，夯实装备制造业人才基础；强化城市群产业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人民币国际化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伴而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下，我国资本项目、金融市场将有序实现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大力度的开放，开放内容和实践将步入制度层面的新高度。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跟随者、接收者向参与者和制定者转变，施行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和更自由的货币兑换机制，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国际计价职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起点和基石，相较其它职能却发展滞后。借鉴石油-美元、煤炭-英镑、碳权-欧元的演进轨迹，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战略格局下，中国需抓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旧能源转化的历史机遇，走新旧赛道协同互补、互促的多元化路径来提高人民币国际计价职能。

智能时代已经到来，人类社会的产业形态、生产方式、组织机制与工作环境等发生着巨大变革，新经济、新业态、新场景层出不穷，商业模式和运作体系不断发生着裂变和革新。财经领域人力资源在智能素养、人机协同、创造性学习能力等方面具有新需求，高等财经教育发展从教育目标、能力要求、教学改革等方面对财经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为此，高等财经教育必须积极识变、主动应变、科学求变，准确把握智能时代高等财经教育人才培养在知识体系、课程教学、教学场景、参与主体等方面的改革走向，通过遵循财经人才培养的新理念、构建深度交叉融合的新机制、营造学生成长成才的新场域、引入智能教学方式的新元素、发挥数据质量监控的新优势等推进路径，进行一场立体化、综合化、全局性的“新财经”人才培养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财经人才培养作出积极贡献。

从2010 年开始，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为标志，我国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对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分析，有两种主要的经济学方法。一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即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对立统一关系的分析方法。一种是凯恩斯的总
需求分析方法。按照马克思基本原理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原因，虽然结构性需求不足
也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在生产领域，生产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不
足，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畅，要素生产率较低等，这实际是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表现的阶段性特征。所以，认识引领新常态，保持国民经济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要牢牢把握我国所处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把发展生产力
摆在首位，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不动摇；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着力创新驱动，创造新
供给；要妥善处理质量、效益和速度关系，保持经济稳定的中高速增长；把深化改革和惠民生紧密
结合。而对于需求和消费不足要客观分析，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我国出现的需求不足是结构性
需求不足，不宜笼统地认为我国已经是“过剩经济”。

本文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探索实践的研究，提出“经营性治理”这一解释框架，以揭示农村集体经济多样化实践背后的组织逻辑。研究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多重嵌入性决定了其发展不能仅强调经济收益，还要建立一套经营性的治理机制，以此来熨平附着在村社资源之上的各类制度关系，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奠定政治和社会基础。在“经营性治理”的实践中，村治主体通过关系治理、整合经营权和股份制来推动村社资源的内部整合与外部交易，这不仅提高了村社资源的配置效率，也提升了村社治理能力，促进了共同富裕。为此，地方政府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中，要重视非经济要素在其中的作用，探索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性治理机制。

本文考察了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在面临刘易斯拐点时,产业结构和农民工就业结构的变化情况。分析表明,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服务业和制造业等行业,有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从单位产值对农民工的吸纳量来看,与制造业相比,第三产业内的贸易餐饮业对农民工的吸纳力较强。在制造业内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有较大的产值比例并有资本密集化倾向,但这种表现为资本增加速度快于劳动力增加速度的倾向并没有改变行业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所以在工资上涨的背景下,制造业吸纳农民工的能力依然较强,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吸纳力不降反升。因此,沿海发达地区应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政府部门应该提供更多服务提高农民工生活水平以吸引并留住农民工,企业则应改变单纯投入生产要素的生产方式而转向提高生产率来保持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由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角色和定位，决定了中国制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供应链。本轮中美贸易摩擦在限制中国高新技术出口的同时，直接影响着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布局，对中国进口输入型供应链和外资植入型供应链产生明显冲击，由此对中国制造规模、出口产品结构、企业技术进步及国内资源整合均产生不利影响。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供应链的冲击，短期内应着眼于从需求端稳住外资和出口份额，中长期则应在国内外资源整合基础上构建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

“一带一路”是中国进入新常态下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型开放型战略，体现了“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转型”顶层设计的中国智慧。本文认为，对外开放是对内发展的机遇，为国内发展释放了空间，提供了过剩产能释放的通道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动力；对内改革是对外开放的基础，特别是市场机制和制度规则的建立，是确保对外开放质量的根本。在战略实施中，应通过国内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努力，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国家价值链和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使中国经济深度参与国际经济，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采取的是粗放型、内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以数量规模扩张、外延扩大、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低消费、内需推动、重工业优先、重速度、轻效益为其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趋向集约型为主、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以数量规模扩张、外延扩大、追求速度、高投入、高消耗、高积累、低消费为重要特征，并且具有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外需拉动作用显著、效率有所提高的新特征; 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和优化的趋势，是要形成科学发展方式。

国有银行不良债权的形成与清理是有关利益方围绕金融资源支配权展开的利益冲突过程。国有银行改革以及总体金融市场化进程可在对有关各方都有利可图或者至少不给哪一方造成直接损害的交易过程中渐次完成。改革的途径是国有银行和企业在不直接触及国家租金最大化目标的前提下进行互利交易，随着这种信贷关系的建立，金融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就达到了 

从经济总量、贸易投资规模以及制造业和金融实力等角度衡量，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经济大国。中国及其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引领和推动全球经贸格局重构的能力，将从全球贸易投资格局、亚洲产业分工体系、全球治理模式等方面对全球经贸格局进行重构。除中国经济实力和世界影响力外，沿线国家的支持以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的强大需求和供给能力是“一带一路”重构全球经贸格局的国际基础。同时，全球经贸格局的重构还需相关国家的共同推进。

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变规律是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运用帕累托指数、mono 指数和首位度三个指标，本文综合考察了2007—2014 年中国有代表性的十大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特征与内在规律。结果发现：考察期内，东部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海峡西岸和辽中南城市群遵循位序—规模型分布特征，即近似服从Zipf 法则。中部地区中原城市群由弱多中心结构向弱单中心结构演变，长江中游城市群呈弱多中心结构，西部地区城市群则表现为典型的单中心结构特征。此外，十大城市群的平均首位度由东向西逐渐增大，说明东部城市群较西部城市群相对均衡。

科技创新链不能只是从研发和发明开始， 应该从科学发现即知识创新开始， 其终点是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 这样， 科技创新的全过程包括： 上游环节， 即知识创新环节， 中游环节， 即创新的知识孵化为新技术的环节； 下游环节， 即采用新技术的环节， 即创新价值的实现环节， 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阶段。 上游阶段是基础性科技创新， 中游阶段是应用性科技创新， 即发明阶段。 而在下游阶段更多的是商业模式创新和市场创新。 创新成果的总价值是整个创新链的结果， 但创新链包含多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会有创新价值形成。 从研发出的新技术到最终被采用并进入市场的全过程分析， 某项创新成果的价值不能简单理解为其交易价值， 需要理解为经过多个阶段的最终价值。 科技创业、 风险投资、 营销都是围绕这个创新成果来运动的。 创新创业全过程所有的努力都是要使创新成果价值最大化。 创新成果的价值会由于上述创新而叠加。 由知识创新阶段进入孵化新技术阶段，关键在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 起作用的是知识资本。 由孵化新技术转向采用新技术阶段， 关键在科技创业， 起作用的是风险资本。 由采用新技术阶段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化阶段， 关键在商业模式创新和市场创新， 起作用的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 因此科技创新的全过程是科学家的知识资本、 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和风险投资家的金融资本的集合。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全新的转型方向，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活动及其相关要素的空间配置提供数据形式和智能形态的规范性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向新型化、智能化、网络化转型，可以充分规避规模不经济的严峻压力，缓解区位之间的独立性和错位性，以实现空间资源高效分配、城市产业集聚的自增强式效果。本文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层次架构以及转型方向的双向互动视阈中，提出新时代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应向信息网络模式构建、大数据模式构建、人工智能模式构建、5G 产业模式构建转型，并认为高效推进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转型需要完善投融资机制，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创新发展，激发新型基建潜力与优势；加强协调与合作，实现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转型；优化制度供给，提高基建运营与管理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城乡人口迁移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对中国人口迁移的特征进行描述的基础上,本文以推拉模型为理论依据,利用1992—2005年省级人口城乡迁移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中国人口城乡迁移的计量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农村人口城乡迁移存在倒U型关系。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镇就业岗位的增加,农村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以及乡镇企业就业岗位的相对减少都明显促进了城乡人口的迁移,而实际迁移距离和"无形"迁移距离制约着城乡人口的迁移。本文认为,完善当前的农地制度以增加农民进城的启动资金,为迁移人口提供稳定和适宜的居住条件,是政府促进人口城乡迁移健康、有序推进的关键。

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中国与美国共同构成全球数字经济的“双子星”，但中国数字经济远未取得绝对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数字经济出现“三二一”产业逆向渗透趋势，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不够强，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问题突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必须聚焦破解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建设数字经济重大战略平台，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提升数字技术对三大产业的融合度与渗透力。更深层次的是要打破制约数字化生产力发展和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建设的政策制度障碍，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监管机制和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机制。

随着多边贸易体制WTO 多哈回合谈判受挫，全球经济区域化出现空前活跃，高标准、广覆盖的广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潮流。特别是美国主导的TPP、TTIP 试图重新塑造世界经济新规则，将改变世界经济格局。面对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以及区域集团竞争的挑战，中国应该调整立场和策略，制定一个清晰的FTA战略，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应对。

2016 年 11 月 9 日，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他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和产业回迁， 将会对中美直接投资关系产生巨大影响。 贸易保护主义将会刺激中国对美直接投资， 但增长速度会受到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影响。 产业回迁在促进中国对美投资的同时， 会减少美国对华投资， 给中国制造业带来负面影响。 本文运用灰色关联法和相关数据， 分析了特朗普的政策主张给中美直接投资带来的影响， 并从政府和企业角度为我国应对特朗普上台后的经贸主张提出若干建议。

丹尼·罗德里克的全球经济“不可能三角”理论揭示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逻辑，描述了经济全球化、民主政体和国家主权三者之间的复杂矛盾关系。不过，这一理论更多的只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表现上做了直观地分析，尚未揭示出矛盾的实质。民主政体和国家主权与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关系，本质上是资本和劳动关系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博弈规则下的展开，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特定的产物，并不具有一般性。因此，全球经济的“不可能三角”也就只具有特殊性，并非一定无可避免。问题的根本不是在三者之间做表面上的艰难取舍，而是要考虑构建的是有利于资本还是有利于劳动的经济全球化，只有普惠型的经济全球化才能有效地解决三元悖论的问题。

本文在对索洛经济增长核算模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政府统计部门国民经济核算的新成果,对全国及各省区市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并得出以下结论:(1)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动是TFP提高的重要原因;(2)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属于资本和技术双推动型的;(3)资本深化速度的差异是东中西部TFP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

制度是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本文通过比较制度的定义和各种类型制度，指出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建设应该包括正式制度建设和非正式制度建设。另外通过研究制度起源，本文进一步指出制度的根源就在于解决交易效率问题因而是经济效率的源泉，因此制度是发展的根本要素。本文将发展理论中制度与发展的相关研究和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关于制度的定义以及制度与发展的关系做了比较研究，指出任何“经验”和模式都不能成为阻碍制度变革的借口，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制度不断演进决定着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这既是制度演进一般规律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制度观的根本要求和深化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

自从MM不相关定理诞生以来 ,企业资本结构理论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尽管西方许多学者对企业最佳资本结构形成的因素作了许多理论阐述 ,但由于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及各国经济的特殊性 ,因而实证检验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本文首先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作一些理论上的说明 ,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回归相结合的方法对其资本结构形成可能的影响因素加以实证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独特的股权结构是企业资本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而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作用却相对较弱。 

证券市场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是近年来较为普遍的实证发现。对于这两种市场异角的解释,学术界并未统一。BSV模型和DHS模型是基于投资者不同的认知偏差,分别对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作了统一的行为解释,为行为金融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我国证券理论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的有效增长。虽然经济有效增长能够带来富裕，但却不能够保证实现共同富裕，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同时满足另一个条件：即合理分配。因此，实现共同富裕有两个基本的前提条件：有效增长；合理分配

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 都聚焦于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现象。 在分别总结马克思和凯恩斯主义各自理论特征的基础上， 对二者的异同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在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原因、 表现、 复苏的基础等方面都有相同之处。 但是， 在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源、 表现、 解决方式等方面， 也存在着实质差别。 尤其是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解释， 比凯恩斯主义更真实地反映了现实， 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爆发的供给冲击方面的理论， 也极具现实意义。

本文在考证了马克思的货币及货币流通理论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的货币流通理论是以商品货币理论为基础的一个“适应性”货币流通理论。在这个理论中，货币流通被动地适应着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周转运动。这反映了在19 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中，产业资本及实际生产过程主导着货币资本的运动。但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流通本身反映了金融资本的利益，金融资本通过货币金融市场主导着货币资本的运动。货币流通过程不再被动地适应实际生产过程的需要，而是积极地
影响着整个资本主义结构和再生产。

人民币国际化在跨境贸易结算投资、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通过分析，本文认为，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不足、汇率与利率尚未完成市场化改革以及人民币在资本项下不可自由兑换是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因素，然而其根本障碍还在于我国科技水平较低、产业结构滞后、经济发展方式有待转变以及资源配置方式不合理等实体经济因素。我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转型、调整资源配置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综合竞争力，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

本文基于2006—2013 年中国25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424 个政府融资平台的面板数据，使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地方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从理论上阐述了“债务-基础设施建设-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对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分位数上影响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落后地区较发达地区在债务融资过程中处于劣势，举债融资建设的效果较差，因此落后地区在适度举债融资的同时，更要大力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投资效率。

城市偏向是指政府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偏向于发展城市部门的政策，城市偏向理论则是学术界对城市偏向政策的理论反思，该理论旨在倡导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本文系统评述了城市偏向理论的提出背景、研究过程及其争论，并回顾了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城市偏向问题的研究成果。城市偏向理论是在反思城市—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过程中而提出的，它为分析第三世界的城乡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效框架，并且引发了大量相关研究与争论。城市偏向理论第一阶段的核心论题是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扭曲，第二阶段的核心论题是公共服务领域城市偏向的恶化。本文认为，对于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偏向问题的延续与固化，学术界仍需进行更多深入研究。

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探讨了人口结构变迁对房价的影响。我们首先模拟代表性家庭对房屋资产投资与消费的经济行为建立代际交叠模型，然后使用中国1999—2011 年的省际数据进行动态面板GMM 估计。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下降是造成我国房价持续上涨的人口结构因素; 此外，由于老年人存在“利他动机”，老年抚养比上升也是目前推动房价上涨的动力，但这一动力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重而减弱并逆转。我国的老龄化趋势使得青年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将造成房屋的供需关系发生反转。从人口结构角度看，未来我国房价不再具备快速上涨的基础，将面临持续增强的下行压力。

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和动力转换是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经济增长的潜力是由长期供给因素决定的，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首先需要把握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事实，从长期因素着眼，挖掘出宏观经济体系和微观经济运行中的潜力因素，并努力形成潜力开发的新动力。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发的方向主要在：结构转变、要素配置效率、制度供给、规模经济等方向。动力机制的形成主要在于：再工业化、自主创新、完善市场体制、区域经济整合等方面。在支撑条件上要把微观、中观和宏观相结合，调整路径转型支持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

本文从“自然贸易伙伴”假说出发，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情况以及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密集度和互补性，并建立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贸易潜力、贸易非效率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市场规模庞大，虽然目前中国与沿线大多数国家的贸易关系还较为松散，但是在原材料分类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杂项制品行业有较强的互补性。第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较好地解释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间的双边贸易流量状况，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非效率程度平均为25.87%。第三，提高交通、通讯、互联网基础设施水平以及改善经济制度环境有利于减小贸易效率损失。

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激励创新制度等无形要素实现要素的新组合，是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和商业上的应用和扩散。创新驱动作为发展战略本身也有个从外生向内生转变的问题。这就是转变技术进步的模式，由外生转为内生，立足于自主创新，依靠原始创新和引进技术的再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创新驱动需要注重协同创新，最为重要的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我国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还有个过程，但必须以此为目标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创新投入制度的创新来说，既要有市场创新，又要有政府创新，创造激励创新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