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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洪银兴
    2015, 6(4):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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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阶段实行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制度,一是与劳动价值论相容;二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相容。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等要素属于私人所有,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增进国民财富。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参与整个新创造价值(v+m)的分配。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下,要素价格分别在各自的要素市场上形成,不仅对有效地配置和使用各种生产要素起调节作用,而且可以对各种要素报酬作市场评价。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条件下需要贯彻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平正义和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从表面上看,分配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由要素参与分配导致。但深层次分析,产生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不同的个人所拥有的要素存在很大差别。因此解决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在于缩小不同个人所拥有的参与分配的要素差别,特别是财产和知识的差别。劳动报酬不只是指生产一线的劳动者报酬,还包括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的关键在各尽所能和体现劳动还是谋生手段的要求。这些要求在初次分配阶段就要实现。
  •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郭广迪
    2015, 6(4):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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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被现代西方经济学者视为具有创新精神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改进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扩展经济学研究领域两个方面。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创新性贡献的逻辑前提在于二者研究的都是资本主义;其根本原因则在于马克思是站在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高度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启示是,有必要更加全面地认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二者之间并非无关紧要的共性。
  • 理论经纬
  • 理论经纬
    张勇
    2015, 6(4):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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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是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本文通过比较制度的定义和各种类型制度,指出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建设应该包括正式制度建设和非正式制度建设。另外通过研究制度起源,本文进一步指出制度的根源就在于解决交易效率问题因而是经济效率的源泉,因此制度是发展的根本要素。本文将发展理论中制度与发展的相关研究和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关于制度的定义以及制度与发展的关系做了比较研究,指出任何“经验”和模式都不能成为阻碍制度变革的借口,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制度不断演进决定着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这既是制度演进一般规律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制度观的根本要求和深化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
  • 发展战略研究
  • 发展战略研究
    段先盛
    2015, 6(4): 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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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部门消费率涉及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问题,现有研究对此并没有一个合意的处理方法。将居民部门消费率从结构上分解为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居民部门收入占比和居民部门平均消费倾向的乘积,目的在于从宏观上把握居民部门消费率的结构性变迁。实证核算表明:(1)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2000—2006 年的下降主要是GDP 中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所致;(2)2006—2008年的部门消费率下降主要是由居民部门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引起;(3)2008—2010 年的部门消费率波动是GDP 中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小幅上升和居民部门平均消费倾向小幅下降相互制约的结果;(4)2010—2012 年的部门消费率上升是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和居民部门平均消费倾向双双上升的结果。2000 年以来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这一下降-波动-上升的结构性变迁,可能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一种由国家-市场-社会三者良性互动驱动的新经济状态。
  • 发展战略研究
    黄先海 胡馨月 刘毅群
    2015, 6(4): 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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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视角出发,研究了企业的创新行为与企业出口倾向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当企业的工艺创新或产品创新超过某一个临界点时,企业就会进行出口;独立地进行工艺创新或产品创新都能够促进企业出口,但产品创新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工艺创新的促进作用;同时进行两种创新时,这两种创新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但这一替代效应并不显著。此外,对于不同性质的企业二者的影响作用不同。
  • 体制改革
  • 体制改革
    邹一南
    2015, 6(4): 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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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籍制度改革的演变历程表现为其人口迁移限制和城市福利分配歧视这两大特殊职能的相互对立运动,二者对立运动的形式又内生于工业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应是建立起人口自由有序迁移与城市福利非歧视性分配的制度组合,以适应工业化进程发展到结构调整阶段时扩大内需的客观需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在于通过缩小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避免在自由迁移条件下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中,只有在农村转移人口有序迁移的条件下,城市内部基于户籍的福利分配歧视才有可能消除,进而才能实现农民市民化所带来的内需增长红利。
  • 体制改革
    刘学方
    2015, 6(4): 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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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证研究发现,参与式企业文化对以员工和家族成员对继承过程的满意度为内容的主观继承绩效和以企业财务结果的变化为内容的客观继承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放任式企业文化对家族企业客观继承绩效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对主观继承绩效无显著影响;家长式和专业式企业文化对家族企业主客观继承绩效均无显著影响。家族企业交接班过程中转向更多采用制度、规则管理,减少关系和放任管理,会显著提高家族企业主客观继承绩效。
  • 资本市场
  • 资本市场
    傅利福 韦倩 魏建
    2015, 6(4): 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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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构建金融自由化指数和Lerner 指数的基础上,本文利用PSTR 模型,探讨银行业集中与竞争的关系问题。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业开放程度是影响两者关系的关键因素。当金融业开放程度较低时,银业行集中度的降低可以促进竞争;当金融自由化水平超过临界值时,通过降低银行业集中度来促进竞争这一渠道基本不存在或者已经很弱。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相对集中的银行业产业组织体系将更有利于促进竞争,不应盲目新建过多中小银行,重点在于将现有中小银行做大做强。
  • 资本市场
    杨天宇 荣雨菲
    2015, 6(4): 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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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收入会导致高储蓄率吗?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导致截然不同的政策含义。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在测算居民家庭持久收入的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居民各阶层持久收入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基于中位数回归的计量结果表明:(1)与持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说的预言不同,我们发现当中国居民的持久收入上升时,储蓄率也呈上升趋势,即富人的储蓄率高于穷人;(2)与国内学者利用现期收入的研究结论不同,我们发现中国居民持久收入水平与储蓄率之间并不存在“马鞍形”关系。
  • 三农问题
  • 三农问题
    文雁兵
    2015, 6(4): 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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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基于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测度的2000—2012 年中国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DLI),首次从包容性增长视角对我国贫困缓解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贡献是:第一,发现目前我国包容性增长对贫困缓解存在地区偏向和结构偏向。在全国层面上,包容性增长表现出利贫性偏向农村而包容性偏向城市的结构偏向,在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表现出利贫性有余而包容性不足的地区偏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表现出利贫性偏向农村而包容性偏向城市的结构偏向。第二,提出包容性增长减贫策略。强调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自上而下”和自生能力和社会流动“自下而上”结合的减贫新思路,为减贫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 比较与借鉴
  • 比较与借鉴
    尚涛
    2015, 6(4): 9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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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电子和服装类产业为例分析了不同驱动机制价值链条中我国增加值贸易与国际分工地位特征,分析结果表明,生产分割程度很高的电子和服装产业是我国最大的增加值贸易部门,但在增加值分解上存在差异:生产者驱动型的电子产业价值链中,增加值与总值贸易的背离更为显著,链条的境外成分与国内回流成分更高;国际分工地位的分析表明,二者都显示出很高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但在购买者驱动的服装类部门,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更高且稳定,而生产者驱动的电子产业分工地位较低且不断下降。
  • 新观察
  • 新观察
    叶子荣 段龙龙
    2015, 6(4):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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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观察
    郭佩霞 梁茜 朱明熙
    2015, 6(4):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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