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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王津津 任保平
    2016, 12(6):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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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约瑟之谜不仅是对现代科技起源的诘问,更是文明转换背景下的经济转型问题。本文从路径生成、稳定与分化三个相互继起的环节比较分析了中西方经济转型路径的演化过程,提出“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结构转变”具有多向度机制的解释性假说。研究认为,制度初始禀赋孕育出的经济转型路径生成力量构成制度动态约束条件分叉的动力源,技术层面路径构建力量能否实现对制度层面路径依赖力量的有效冲击是科技分化现象产生的关键,系统内选择机制与创新机制作用下的分化路径组合引起了经济形态与增长表现的分流。构建包容性制度环境、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重视创新与选择机制的结构转变效应是历史赋予未来转型挑战的规律性启示。
  • 理论经纬
  • 理论经纬
    许建伟 郭其友
    2016, 12(6):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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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1994—2013 年制造业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一个开放经济的实证模型,采用差分矩估计的方法(GMM)实证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就业与工资的交互效应,进一步解释FDI 经济效应的非均衡特征。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和缓解就业压力方面的效应显著,但对我国的工资效应不显著。从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经济增加的作用较为明显,但对就业量的影响却显得较弱。中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不是十分明显,但其创造了一定的就业岗位对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建议强化招商引资的结构导向,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就业和工资的协同效应。
  • 资本市场
  • 资本市场
    黄小英 许永洪 温丽荣
    2016, 12(6): 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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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等形势迫使商业银行集体性进行创新转型,同业业务作为重要突破口呈快速发展趋势。本文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同业业务扩充了银行资金来源,提高了资产运用效率,但弱化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效应,社会资金“脱实向虚”,且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外资银行等不同性质银行对货币政策影响呈现异质性。本文最后为规范同业业务、防范风险提出政策建议。
  • 资本市场
    刘芬华 吴非 李华民
    2016, 12(6): 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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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金融,特别是P2P 网贷平台,以其“债权式直接金融”模式,实现了金融功能实现模式的创新金融体征,改变了金融资本循环形式和周转规律,对于推进中国金融格局“蝶变”、探寻小微企业融资新路径等确有裨益。然而,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自诞生到受追捧,进而失序发展再到当下泡沫欲裂之状况,是其实然状态与其应然状态严重背离的结果,与负面清单背景下的“法外治权”有关。行业健康发展亟待监管制度安排本身的合秩性并有效实施。调研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P2P平台虽被定位“信息中介”,但难褪其“信用中介”之本色,其风险典型具备金融风险范畴特征,因此将其纳入到金融监管范畴,是中国互联网金融P2P平台规制之合秩逻辑。
  • 发展战略研究
  • 发展战略研究
    刘新争
    2016, 12(6): 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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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产业关联的产业转移是提高产业转移有效性、推动区域内生增长的重要途径。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制造业的前向关联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其后向关联水平并不必然的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从而为制造业由东向西的转移奠定了产业基础;(2)区域制造业与其它地区产业之间的关联水平与区域间地理距离呈反比;(3)待转移产业及其转向的选择要视区域内产业关联、区域间产业关联、产业技术特征以及区域间地理距离进行分类、差异化转移;(4)现阶段低技术制造业更适用于基于产业链的集群式整体迁移模式,而中、高技术制造业更适用基于产品价值链的生产工序转移模式,推动区域间基于产品价值链的网络型分工,在低技术制造业转移进程不断加快的同时,弱化发达地区“产业空心化”危机。其中中等技术制造业主要转移一般的技术密集型生产工序,高技术制造业转移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
  • 体制改革
  • 体制改革
    余文涛
    2016, 12(6): 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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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聚式发展已成为现今创意产业的重要发展模式,但是在理论层面上,目前对创意产业集聚经济和外部性的讨论还比较浅显:或是浮在对创意产业集聚外部性的理论分析,缺乏经验研究佐证;或是陷入创意产业集聚增长效应的单一线性逻辑视角,忽视从中观产业层面或者微观企业层面来探讨创意产业集聚效应。本研究从中观产业层面,以中国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为样本,借助DEA分析工具,测度中国创意产业的生产效率,并构建实证研究模型,探讨创意产业集聚对创意产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创意产业集聚式发展能显著促进创意产业综合生产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提高,在控制创意企业规模、城市数字化水平、FDI 水平等变量后,结果依然稳健。本研究为分析中国城市创意产业生产效率提供经验支持,并试图打开创意产业集聚的产业内溢出效应这一理论“黑箱”,以期丰富创意经济和集聚经济相关理论。
  • 体制改革
    郭珍 吴宇哲
    2016, 12(6): 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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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政府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但实际执行过程偏离制度初衷。作为中央政府发展经济与保护耕地双重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采用效率机制,而在保护耕地上选择合法性机制。在效率机制的激励和合法性机制的约束下,地方政府在耕地保护制度执行过程中进行“目标替代”,用耕地数量保护替代耕地质量保护或通过游说上级政府以实现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的协同。地方政府通过隐瞒信息、“共谋”和“游说”使其在耕地保护制度执行过程中的“目标替代”行为合法化。针对“目标替代”现象,在农产品主产区,应改变经济考核为非效率机制,以激励地方政府保护耕地质量的积极性;在城市化地区,应改变耕地保护考核为超越合法性机制,通过将优质耕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切断地方政府取得占用优质耕地合法性的渠道,以保护城市化地区的优质耕地。
  • 三农问题
  • 三农问题
    齐红倩 席旭文
    2016, 12(6): 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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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滞后已成为提升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深层次障碍。本文依据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和社会特征,将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分为四种类别,并分别对其所处的市民化阶段、市民化特征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和研判。对于处在“经济市民化”阶段的转移人口,适宜从提高其持久收入和降低市民化成本两个渠道夯实其市民化的经济基础;对于处在“人的市民化”阶段的第二代转移人口,应继续通过针对性的户籍和就业制度改革、提高城市化素养使其完全融入城市社会。因此,破解市民化“水平低、速度慢”困境的关键在于依“经济市民化”和“人的市民化”的逻辑分解市民化进程,并依不同次序分类渐次实现市民化。
  • 比较与借鉴
  • 比较与借鉴
    赵新泉 刘文革
    2016, 12(6): 7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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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运用59 个经济体1994—2011 年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和Tobit 模型探讨了金融发展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体而言,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一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和金融资本的流入。进一步地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资本流动的影响存在差异。尽管金融发展均能促进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FDI 的净流入,但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大于新兴市场。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有利于组合股权投资和私人资本流向发达经济体,但新兴市场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对股权投资和私人资本缺乏吸引力。因此,对广大新兴市场而言,为吸引资本流入以助推经济增长,有针对性地完善金融市场并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是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
  • 比较与借鉴
    郑小碧
    2016, 12(6): 8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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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贸易中间商如何应对互联网+的跨国冲击是近年来学界有关国际贸易是否会“脱媒”的前沿课题。本文将国际贸易中间商引入传统企业异质性模型,构建国际贸易中间商范围经济效应模型,利用中国2000—2009 年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从范围经济角度揭示了国际贸易的反脱媒机制,从而为学界有关“脱媒”对国际贸易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域。研究表明,国际贸易中间商将固定贸易成本分摊在多品类商品上的显著范围经济效应是国际贸易反脱媒的核心机制;与新新贸易理论有关“只有生产率大于λX 的企业才出口”的结论不一致,生产率门槛值受到贸易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市场竞争程度越高,生产企业越有意愿和能力选择中介型国际贸易模式;一国贸易制度与技术设施共同决定的贸易“电阻”系数δ 越低,国际贸易中间商范围经济优势越明显。
  • 理论述评
  • 理论述评
    朱琪
    2016, 12(6): 9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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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高管薪酬激励和盈余管理间作用机制研究以最优薪酬契约理论为核心,以管理层权力理论和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理论为支柱,结合公司治理、公司财务、企业理论、产业经济学、微观金融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不断拓展边界并且推进研究深度。本文基于制度和契约机制视角对两者相互作用动因、机理和经济后果进行了分析和评述。经验研究大多基于企业利益与管理者利益相一致的前提下来进行探讨,而聚焦于管理者出于自利动机而实施盈余管理的研究却不多。尽管文献都集中于盈余管理的报酬契约动因,但是在新的制度背景下对于高管人员的业绩报酬安排是如何诱发盈余管理行为产生,出于薪酬动因的盈余管理是否会对高管业绩薪酬产生具体作用的经验证据还比较缺乏,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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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评
    蒋南平
    2016, 12(6):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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