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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顾海良
    2017, 12(10):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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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是马克思1864 年上半年撰写的《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章的手稿,后来没有收入1867 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这部手稿是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中最为详尽地论述商品范畴作为《资本论》始基范畴和逻辑起点的内涵和本质规定的文本。手稿对商品范畴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存在和发展为基础的问题作了论述,在历史逻辑上确定了商品范畴作为《资本论》始基范畴的内在必然性;手稿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上,对商品范畴从“元素”到“结果”的理论逻辑上作了整体阐释。商品范畴作为《资本论》始基范畴,完全是由马克思所说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全部发展过程决定的,完全是由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专有的特征”决定的。列宁依循马克思的思想精髓和科学方法,创立了以资本集中为始基范畴、以垄断为核心范畴的关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是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列宁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理论体系的发展,要依循“列宁路径”,要避免“布哈林陷阱”。
  •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王朝明 王彦西
    2017, 12(10):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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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深入推进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要以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为指导。这样则需厘清学术界对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基础的纷争,应回到马克思《资本论》中对分配关系论述的文本性理解上来。可以说,《资本论》的逻辑从研究对象包含了分配关系,收入分配研究服从于剩余价值研究的主线,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从各种具体收入形式的现象形态入手,而最终抽象出现象形式背后的实质性规定并确定其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依据《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全景式逻辑扩展的理论解析,可以归纳出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逻辑起点,劳动力商品理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论为理论支点的。因此,价值创造提供了分配的对象,价值分配由生产要素所有权决定,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 发展战略研究
  • 发展战略研究
    韩江波
    2017, 12(1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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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及其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新型工业化应逐步升级为“智能工业化”,而后者代表更高层次的工业化形态。制造业内部的智能产业化趋势是产生智能工业化的主要动因,而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应是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智能工业化。智能工业化这个范畴的核心主要体现在工业化的数据、企业、产业、经济四个层面,并分别以高级要素的智能数据、企业生产方式的智能型、产业组织的柔性和产业结构的智能型、智能经济来展现。认识和揭示智能工业化的内涵,关键应秉持全面、动态、开放、系统的视角,在现代经济语境下基于历史和逻辑的联系中,深刻挖掘智能工业化的核心机理和演化逻辑。
  • 发展战略研究
    任保平 李梦欣
    2017, 12(10): 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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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常态”后,我国地方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分化现象,一些省市保持着稳定的中高速发展,而另一些地区则出现了负增长。本文基于人均GDP 和人均财政收入双视角,比较分析“新常态”后我国地方经济分化的现状和特征,探索形成地方经济增长分化局面的双向内生动力源。研究认为,制度初始架构构成演化路径生成机制的内在支撑,技术层面的差异识别与缓慢扩散多向度约束了科技突破与结构变迁的交互力量,经济系统内的创新效应路径分流与动力重塑机制弱化组合引起了地方经济增长趋势分岔。为了实现地方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要通过构建包容性制度环境,破除传统科技范式,以解除规模报酬递减结构负锁定;另一方面,要通过提高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消解经济增长路径依赖性低迷,以增强地方经济对新常态的适应性。
  • 理论经纬
  • 理论经纬
    杨阔 郭克莎
    2017, 12(10): 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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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行为除了受到收入因素、心理因素等微观因素的决定外,是否还受宏观结构性因素的重要影响,关乎消费函数理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现存消费函数理论普遍忽视了宏观结构性因素对于微观消费行为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构跃变会中断短期边际消费倾向连续递减的过程,使之跃升、回归至稳态的长期水平;长期消费曲线CL 为短期消费曲线Csn 的包络线,表现出斜率稳定的线性特征;Csn 沿CL 阶梯式跃升;长期中,MPCL =APCL 。因此,产业结构跃变是决定消费函数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经常性结构跃变能够带来“高收入、高消费率”的消费组合,而结构跃变停滞则会导致“低消费率、低收入陷阱”的组合。文章由此构建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分析框架,提出基于结构跃变假说的消费函数理论模型,并运用美、日两国的历史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这为“消费函数之谜”等悖论现象的破解提供了新视野,同时为扩大内需提供了新思路。
  • 理论经纬
    徐明 刘金山
    2017, 12(10): 5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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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基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内生出的金融需求不同之分析框架,缓和了长期以来“金融结构与技术创新之关系”的争论,但对同一发展阶段不同国家金融结构出现差异的原因的解释力略显不足。本文基于主流文献梳理基础上的理论解构以及经济发展的实践导向,以不同类型和性质的技术创新对金融需求的差异为切入点,从横向维度和微观角度对金融结构之于技术创新的关系作出尝试性探讨。本文认为,不同国家发展模式和产业技术的类型特征决定了对金融结构的需求差异。原创性技术创新及关联产业和寄生性技术创新及关联产业对金融结构的偏好和需求差异值得重视。不同金融结构均可以有效促进技术创新。银行和资本市场重在各尽其职,履行各自分工职能和提供专业化金融服务,匹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技术创新,以最大化金融体系的效率。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金融需求也有所不同,尤其在种子期和初创期需要政府资本的扶持和引导以克服市场失灵。
  • 体制改革
  • 体制改革
    王婷 李成
    2017, 12(10): 6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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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产权异质性视角研究货币政策传导中的结构性差异和经济后果。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助2005—2014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企业产权异质性加剧了总量性货币政策传导中的结构性差异。宽松的货币政策分别对国有企业投资额和非国有企业虚拟投资偏好具有更强的带动效应。货币政策调控的国有企业依赖性不仅影响了经济增长效率,而且国有企业投资占比的增加挤出了非国有企业实体投资机会,助长了非国有企业虚拟投资偏好,加剧了资金“脱实向虚”的结构性扭曲,货币政策由此陷入“稳经济”与“抑泡沫”的两难困境。基于此,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充实体经济投资机会,将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 体制改革
    王培辉 康书生
    2017, 12(10): 7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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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2005 年1 月1 日至2017 年3 月31 日的银行、股票、债券、外汇、保险和房地产六大市场数据,运用混频Markov 动态因素模型构建中国金融压力指数,分析金融压力周期阶段性变化特征及其政策含义。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系统压力变动存在高金融压力和低金融压力两个区制,样本期间内金融压力周期经历了四个低压力时期和三个高压力时期,金融压力周期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经济增长、外部金融、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是金融压力周期变化的驱动因素。金融监管当局应实时监测金融压力周期变化,实行逆周期金融监管政策,创新货币政策调控框架。
  • 资本市场
  • 资本市场
    安强身 胡金焱 姜占英
    2017, 12(10): 8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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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民间金融互联网化趋势日趋增强,在运营主体、信任机制以及资金运作三个方面持续变迁,呈现开放式、复杂化、套利化特征。在有效提高长尾市场金融可得性、促进金融深化、改进金融效率和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民间金融的互联网化加剧了资本脱实向虚,增加了金融风险防控难度,放大了民间金融风险。立足金融稳定与互联网化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需要加强主管部门协同监管,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强化利率管控和征信体系建设,有效防范交叉传染引致的系统性风险。
  • 比较与借鉴
  • 比较与借鉴
    陈继勇 陈大波
    2017, 12(10): 9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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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11 月9 日,特朗普当选为第45 任美国总统,面对全球需求萎缩、美国经济中的双赤字,特朗普推出一系列“全球收缩,美国优先”的经贸保护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将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深远影响。本文认为:中国要审时度势,充分利用多边贸易体制维护自身利益,积极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要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要积极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促进双边直接投资尤其是中国参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中美要以百日合作计划为契机,全面加强两国间的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和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