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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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科技创新阶段及其创新价值链分析

洪银兴

2017, 10(4):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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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链不能只是从研发和发明开始，应该从科学发现即知识创新开始，其终点是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这样，科技创新的全过程包括：上游环节，即知识创新环节，中游环节，即创新的知识孵化为新技术的环节；下游环节，即采用新技术的环节，即创新价值的实现环节，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阶段。上游阶段是基础性科技创新，中游阶段是应用性科技创新，即发明阶段。而在下游阶段更多的是商业模式创新和市场创新。创新成果的总价值是整个创新链的结果，但创新链包含多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会有创新价值形成。从研发出的新技术到最终被采用并进入市场的全过程分析，某项创新成果的价值不能简单理解为其交易价值，需要理解为经过多个阶段的最终价值。科技创业、风险投资、营销都是围绕这个创新成果来运动的。创新创业全过程所有的努力都是要使创新成果价值最大化。创新成果的价值会由于上述创新而叠加。由知识创新阶段进入孵化新技术阶段，关键在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起作用的是知识资本。由孵化新技术转向采用新技术阶段，关键在科技创业，起作用的是风险资本。由采用新技术阶段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化阶段，关键在商业模式创新和市场创新，起作用的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因此科技创新的全过程是科学家的知识资本、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和风险投资家的金融资本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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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资本论》的重要理论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

陈俊明

2017, 10(4):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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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正、副两个标题既是一致的，也有一定的区别，各自有不同的任务。从特定的意义看，政治经济学批判有狭义的和广义的，它既代表无产阶级对资本运动、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深刻的批判，也反映资本运动的自我批判，是全面的、全新的批判，是《资本论》整体理论精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资本论》的独特而优秀的重要品格，是马克思批判性品质、品格的最精华、最集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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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城市化发展阶段的资本循环动因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陈建华

2017, 10(4):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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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过程依次经过初期、加速与后期三个阶段。本文从资本的逐利性出发，借助卡尔·马克思、亨利·列斐伏尔和大卫·哈维等学者的资本循环理论，通过对纵向历史时间与横向世界空间比较发现，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存在着耦合与错位两种现象，因为资本已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过渡到空间本身的生产，过度金融房地产化与城市化问题成为全球性现象。生产资本要避免金融与房地产业投机陷阱而直接进入科技创新领域，需要相应制度创新。只有运用制度激励与约束的力量，形成法规体系与政策体系，才能促进资本从第二级投机性循环进入第三级科技创新性循环，促进社会与科技创新，避免超前城市化，促进城市化发展速度合理化，使得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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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论蚂蚁效应与数字经济——对羊群效应否命题的分析与应用

徐晋梁米亚

2017, 10(4): 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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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的关系，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文章提出并论述了蚂蚁效应，指出社会化群体中的个体无理性可以形成群体理性。蚂蚁社群由蚂蚁个体及其信息素、简单规则和有限空间构成，蚂蚁效应则表现为基于个体简单行为的交互作用所构建出的群体聚类、群体智能与群体意志。文章分析了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的思辨关系，对个体理性形成群体无理性的羊群效应进行了基于生态理性的反向思考，指出蚂蚁效应是羊群效应的否命题。文章给出了蚂蚁效应的基本原理，系统阐释了蚂蚁效应的分析框架，并从行为经济学角度进行了形式证明。最后分析了网络营销、共享经济、社交平台等数字经济下蚂蚁效应的若干具体表现形态和作用形式，指出蚂蚁效应可能产生群体理性跨界与社会思潮失控等问题，并给出了对策建议和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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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产品架构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及其启示

任洲鸿尹振宇

2017, 10(4): 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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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产品架构理论，制造业产品可划分为 “模块化” 和 “一体化” 两种类型，它们分别对应 “模块化” 和 “一体化” 两种不同的生产模式。由施振荣先生提出的微笑曲线，最初只适用于典型 “模块化”生产模式的电脑产品，并不适用于 “一体化” 生产模式的其它制造业产品。本文根据日本制造业的现实特征构建了与 “一体化” 生产模式相适应的 “倒微笑曲线”，并基于分工演进视角，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原理，对 “模块化” 生产模式和 “一体化” 生产模式及其对应的两种不同微笑曲线进行比较与分析，提出其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现实路径选择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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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研究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的生态补偿理论研究

穆怀中王珍珍王玥

2017, 10(4): 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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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发展战略目标，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通过对环境经济学中生态补偿思想演化的分析，可以看出，自然资源生态系统与人口经济生态系统互为制约因素，二者的良性互动是人类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实施生态补偿是保持人口经济生态与自然生态同步协调发展的有效举措。基于目前按单一资源功能定价的生态补偿标准，提出以不同年龄段人口土地等资源 “生存依赖度” 为核心，结合人口生命周期的人口结构生态补偿模式，从生存公平与劳动公平两个维度确定生态补偿适度水平理论框架，并就补偿路径进行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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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研究

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跨国经验研究

陆云航

2017, 10(4): 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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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对一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可以为干中学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有助于形成正向反馈的经济循环，使出口产品较少受到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减轻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压力，从而提高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利用2000—2015年全球87个主要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效应，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高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应致力于实现由传统生产结构到现代生产结构的转型，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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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

制度变迁的关联性与户籍制度改革分析

盛广耀

2017, 10(4): 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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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的关联性是分析户籍制度改革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也是当前落实国家户籍制度改革方案需重点关注的问题。研究表明，制度之间存在层次、时间和结构等方面特征的关联性，它们以多种方式作用于制度系统的演化过程，影响着制度变迁的绩效。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因、路径和方式均受到制度关联性的影响。在改革动因上，户籍制度改革是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适应性改变；在改革路径上，则表现出历时关联下的渐进性和过渡性特征；在改革方式上，利益剥离与利益扩散是今后打破不合理制度关联的现实选择。户籍制度改革的有效性有赖于政府部门对制度关联性因素的认知共识以及能否据此采取一致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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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

地区环境管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基于2002—2015年数据的分析

罗云辉

2017, 10(4): 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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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对环境管制与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2—2015年18个工业产业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污水、二氧化硫、工业粉尘的管制及其他因素与产业转移的关系。主要结论是，对于省区一级政府，加强环境管制不构成引进产业资本的顾虑，而放松环境管制，也非促进产业发展的手段。中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已经不依赖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或税费水平的增减。通过产业政策谋求新兴产业的集聚和壮大，同时着力推进市场化进程，是实现产业资本流入、地区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增进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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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

“滥币陷阱” 与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

许平祥

2017, 10(4): 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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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已逐步演变成 “二元” 本位的双寡头结构。然而，经济活动的金融化使得格雷欣法则的约束条件被削弱，允许欧元和美元 “竞相滥发”，导致国际货币体系陷入 “滥币陷阱” 的困境。“滥币陷阱” 机制孕育着流动性无约束地放大，引起巨量资金全球性泛滥式流动，加剧了国际宏观经济的波动。这是 “二元” 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内含不稳定性的核心机制，也是未来改革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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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

可流动性资产对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来自城投债的实证检验

潘琰吴修瑶

2017, 10(4): 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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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引发学术界和实务界高度关注。如何更好地评估地方政府的违约风险，为债务管理提供有用信息？笔者认为，可流动性资产是评估地方政府违约风险的关键要素。本文通过 “城投债” 的实证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可流动性资产对违约风险有显著负向影响，应通过完善政府债务报告和债务信息披露等来客观评估我国地方债务违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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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区域能力差异及其改善

王平王琴梅

2017, 10(4): 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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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宏观经济理论及农业供给侧改革政策为基础搭建理论框架，并依此构建农业供给侧改革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实证计算了我国各省区2001-2015年农业供给侧改革能力综合指数。研究结果表明：（1）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农业要素供给能力，尤其是资金融通和信息获取与应用能力明显增强。（2）现阶段我国农业供给侧改革能力呈现中、东、西部由高到低的弱“阶梯式” 差异。（3）东、中、西部的差异主要体现为：东部地区农业自然资源稀缺，但资金、技术优势明显；中部地区是我国传统农业大省，具有充沛的农业自然资源，具备规模化经营的必要条件；西部地区虽然自然条件恶劣，但独特地形地貌、优质牧场、特色农产品等得天独厚。因此，在土地 “三权分置” 改革背景下，通过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的 “两轮驱动”，实现东部农业的 “精细化”、中部的 “规模化” 及西部的 “多元化” 是未来改善我国农业供给结构的必然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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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与借鉴

我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进口贸易研究

王瑞王永龙

2017, 10(4): 9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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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分析我国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国家农产品进口贸易现状后，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了农产品进口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认为，中国对沿线国家农产品进口贸易效率不断上升，而贸易非效率因素是造成实际贸易规模和贸易潜力差异的主要因素。我国人均GDP、人口规模对农产品进口贸易促进作用远超伙伴国，距离因素仍是阻碍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关税负面影响显著。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国货币、金融自由度越高反而降低了贸易效率。坚持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提高海洋运输效率，出口国政治局势稳定都有助于提高贸易潜力。另外，通过对比发现印度、意大利、土耳其等一些国家的贸易潜力值得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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