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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栏
  •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栏
    李天健
    2019, 1(10):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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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70 年的探索与前行,中国城市经济发展走过了一条波澜壮阔的道路。站在新中国成立70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总结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成功经验与教训,将关于城市建设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故事提升到理论层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回顾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从经济总量、城市化、居民生活、就业、城市群以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梳理。由此认为,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存在以下特征化事实:第一,持续的经济体制改革真正释放了城市经济增长潜力;第二,快速城市化和人力资本增长是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三,城市群崛起是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第四,“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一直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栏
    李康
    2019, 1(10):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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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行为与中国经济增长密不可分,这一点已经取得广泛共识。新中国70 年来,央地间“条块结合”的基本架构虽未发生大的变动,但其间的权力配置格局和具体的实施类型却始终在不断调整和优化,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央高度集权和央地之间频繁的“放权”和“收权”循环,到改革开放后中央向地方和企业分权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再到新时代条件下央地之间权责划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这一历史演进过程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解放生产力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等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和经济发展模式紧密相连的。本文在秉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遵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规律,以及把握事物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的特点的基础上,科学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央地关系的历史演进及逻辑内涵。
  •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刘清田
    2019, 1(10): 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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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思想史,也是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发展史,构建系统全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课题和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本文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现状和最新成果,提出在发掘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的过程中,需要侧重和凸显四个方面的内容:(1)不仅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开创、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同时要明确其历史发展的坐标系和对照组;(2)不仅要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历史起点,更要明晰起点界定的事实和学理依据;(3)不仅要构建叙述主线和内容结构,更要确立内在贯通始终的理论主线;(4)不仅要讲理论史,更要明确讲方法创新史。
  • 理论经纬
  • 理论经纬
    周建锋 杨继国
    2019, 1(10): 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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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是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的必然趋势,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不断提高;在维护劳动者利益的视角下,劳动报酬的提高要求工资大于劳动力价值。在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中,劳动报酬的同步增长需要一个趋于稳态的、恒定的资本有机构成值,这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趋势相违背。当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时,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增长,要求劳动者能分享剩余价值,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规律和分配规则相违背,从而也就证明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在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实现。实现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同步提高的一种思路是:劳动力和物质资料两种要素进行合作生产,并依据要素投入量的大小共同参与利润分享,在形式上表现为劳动力产权的实现。
  • 理论经纬
    马志远 刘珊珊
    2019, 1(10): 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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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国际、国内公认六大权威数据库,在提取有关中国国民幸福感调查结果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动态分析和相互辅证,研究结果表明:(1)近十年内中国国民幸福感处于改善、上升通道,年度间虽有波动,但总体趋势上升而不是停滞不前,更没有出现“令人担忧”的下降迹象;(2)基于国际三大数据库的国别比较,中国国民幸福感改善空间(增量)在发展中国家中表现突出,在转型经济体中更是名列前茅;(3)2003—2015 年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略低于城市居民,但期间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幅大于城市居民。采用QCA 思路探索性地识别出中国国民幸福感增进的适配情境及其相应的路径取向。本文认为:“幸福悖论”逻辑争议的起点应该转向,那就是如果经济增长的确有利于国民幸福感提升,那么政府理所当然抓住经济脉搏;相反,“幸福悖论”若真出现,这就镜鉴政府当从民生方面去探寻增进国民幸福感的适配路径,预防重蹈“功利主义”覆辙。
  • 发展战略研究
  • 发展战略研究
    马荣 郭立宏 李梦欣
    2019, 1(10): 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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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全新的转型方向,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活动及其相关要素的空间配置提供数据形式和智能形态的规范性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向新型化、智能化、网络化转型,可以充分规避规模不经济的严峻压力,缓解区位之间的独立性和错位性,以实现空间资源高效分配、城市产业集聚的自增强式效果。本文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层次架构以及转型方向的双向互动视阈中,提出新时代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应向信息网络模式构建、大数据模式构建、人工智能模式构建、5G 产业模式构建转型,并认为高效推进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转型需要完善投融资机制,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创新发展,激发新型基建潜力与优势;加强协调与合作,实现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转型;优化制度供给,提高基建运营与管理效率。
  • 发展战略研究
    陈明生
    2019, 1(10): 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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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的出现必将对就业产生冲击。根据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区别,确定以创造性和情感性为标准对人类劳动进行分类。创造性和情感性脑力和体力劳动,包括具有一定创新内容的非规律性劳动难以被人工智能替代。利用“中国教育在线”建立的“职业信息大全”对职业类型的划分和对职业特征、职业要求的描述,以及三次产业各类岗位的特点,可以确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中的生产人员和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大量的就业人口及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会计、统计、审计及行政后勤人员将被人工智能大量替代。
  • 体制改革
  • 体制改革
    熊金武 陈建
    2019, 1(10): 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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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世纪不平等问题再次兴起,需要从全球视角重新审视。全球不平等可区分为国内不平等和国家间不平等,国内不平等不等于全球不平等。全球不平等应该审视全球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无论是基于相对不平等还是绝对不平等指标,全球不平等长期发展趋势呈现“库兹列茨波浪”的特征,受制于经济增长、全球化等因素,并对经济发展、政治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造成影响。扭转全球不平等上升趋势最重要的力量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不仅提高了本国居民福利,也极大改善了全球不平等。随着21 世纪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不平等水平持续下降。降低全球不平等需要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让更多低收入国家共享发展机会。
  • 体制改革
    乔俊峰 陈荣汾
    2019, 1(10): 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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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诠释转移支付结构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然后基于2000—2007年县级面板数据,以1993 年国家级贫困县划分的政策实验进行模糊断点回归(Fuzzy RD),研究发现:当带宽为80 元时,增加1 单位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能分别带动基本公共服务指数增长0.552 单位和1.673 单位,即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都会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但与专项转移支付相比,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影响程度减弱。原因在于,尽管一般性转移支付可以直接增加地方财力,激励公共服务供给,但“支出偏好”和“经济发展逆向激励”会抑制民生性支出增长,弱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因此,在调整转移支付结构时,应通过优化转移支付目标和资金分配方法来强化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和约束,使得转移支付的支出激励效应能够有效转化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高。
  • 金融问题研究
  • 金融问题研究
    杨亮 谭乔予 班春生
    2019, 1(10): 9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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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的度量与识别是金融市场中风险管理的核心,常见风险测量工具仍然集中在VaR、TVaR 等方法,但该类方法本身存在诸多局限性。GlueVaR 的提出弥补了上述不足,被广泛应用于经济、金融和保险等领域。作为一种风险度量工具,相比于传统的VaR 与TVaR 测量方法,GlueVaR 在全面捕捉风险信息的同时,可以根据不同风险态度进行扭曲函数参数的调整,具有更好的灵活性。本文利用GlueVaR 线性组合权重,结合线性规划方法,考虑投资者对风险的偏好程度,给出了GlueVaR 满足次可加性和尾部次可加性时参数的变化范围,明确了GlueVaR 的适用范围,为GlueVaR 广泛应用于金融市场奠定理论基础。实证结果表明,风险的度量与识别,进一步深化了对金融市场中各类风险的认知;同时,风险的细化,对于完善我国金融市场风险评估体系,促进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三农问题
  • 三农问题
    郑阳阳 罗建利
    2019, 1(10): 10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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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流转是实现规模化经营的前提。当前,在土地增收功能和保障功能不断下降、非农就业越来越普遍的背景下,为什么仍有大量的农户不愿流转土地,而且近几年土地流转呈现“内卷化”。本文尝试从理性视角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分析当前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包括生产外包、劳动分工、兼业化和选择“劳动节约型”农作物。其次分析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生活成本的压力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滞后,未来生活面临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农户面临更高层次的生存理性。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户基于“成本—收益”考虑把农业生产不同环节外包,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作为“社会人”,农户以家庭效用最大化作为决策依据,文化、情感等因素是其兼业化和劳动分工的重要因素。最后从动态视角看,代际传递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会影响土地流转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