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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姚玉祥 吴普云
    2019, 1(9):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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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界关于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基本上已经取得共识,然而关于城镇化如何影响社会收入分配却仍然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基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测算方法出发,构建了城镇化与社会收入分配两者关系的理论模型。理论分析表明,城镇化与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 型关系,即城镇化在初期阶段会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在后期将有助于改善社会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对上述结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在2015 年以前显著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但从2015 年开始则有助于缓和收入分配失衡。因此,中国现阶段应当持续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不断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状况,努力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兼容。
  • 理论经纬
  • 理论经纬
    夏添 孙久文 宋准
    2019, 8(9):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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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以来,国外区域经济学主要关注非都市区发展、人口迁移和产业再布局问题,同时,古典区位论有复兴之势,集聚经济理论面临尺度挑战。我国区域经济学一直以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政策目标,并发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阶段。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和评价方法已经成熟,但主要矛盾转变之后,区域经济呈现出新格局、新形态,区域政策补充了新内容,区域发展展现出新方向。因此,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存在五个重大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充分和产业转移受阻、区域政策体系不完善、资源型地区和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存在瓶颈。未来我国空间转型依旧要借鉴国外区域科学的成果,即如何从人口迁移中获得区域发展的新动力。
  • 理论经纬
    蔡继明 钟一瑞 高宏
    2019, 1(9): 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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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总量之谜”反映的是在传统劳动价值论框架下,社会财富总量与价值总量脱节的现象,其根源在于,劳动价值论以活劳动作为新价值的唯一源泉,不能反映非劳动生产要素和技术进步对价值创造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在广义价值论框架下,建立了内生技术进步的消费-生产者一般均衡模型,认为消费-生产者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以学习技术,技术能够进入产品的生产函数,也是新增价值的源泉。技术进步能够促进价值总量增加和经济增长,虽然在同一时期价值总量等于劳动总量,但从跨期来看,由于不同时期的劳动时间已经存在质的差别,只要这种质的差异体现的是技术进步的贡献,当期的价值总量就会大于前期的价值总量。
  • 体制改革
  • 体制改革
    陈伟光 王燕
    2019, 1(9): 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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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经济治理是基于制度的治理,围绕制度的纷争及其话语权的大国博弈是当下全球经济治理的特征。二战之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体系因权力格局的变化和博弈,由美国主导的西方话语垄断体系发展为G7/8 的话语补充体系以及G20 多极话语合作体系。随着美国实力相对的持续下降,美国背弃多边制度体系,引发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话语权博弈。中国需根据自身的国际定位、发展阶段和外部制约,审慎地选择话语对象,避免话语对抗、维护多边制度,并选择适当的策略路径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体系的合理变革。
  • 体制改革
    林春 孙英杰
    2019, 1(9): 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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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助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着力点。基于此,本文从纵向财政失衡、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波动的内在联系出发,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来论证纵向财政失衡对经济波动影响的双重作用路径。首先,从理论上阐释了纵向财政失衡对经济波动既存在直接效应(纵向财政失衡→经济波动),又存在间接效应(纵向财政失衡→地方政府行为→经济波动)。其次,从实证上采用面板联立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纵向财政失衡、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波动的影响效应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纵向财政失衡对经济波动既具有直接效应,又具有通过地方政府行为对经济波动产生的间接效应,其中,通过地方政府干预行为产生间接正效应,而通过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产生间接负效应。最后,依据实证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启示。
  • 金融问题研究
  • 金融问题研究
    谢星 封思贤
    2019, 1(9): 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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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法定数字货币将成为各国未来的重要货币形式。与现行电子货币、纸币等相比,法定数字货币的运行体系将蕴含“条件触发机制”等大量的货币政策创新。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宜采用“二元体系”。发行和流通法定数字货币将会对我国货币供给中的基础货币数量、现金通货、准备金数量、货币乘数、货币供给总规模产生显著影响,但存在不同的影响路径且在不同兑换模式中存在显著差异。法定数字货币也会冲击现有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中介指标,进而影响并改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
  • 金融问题研究
    王帆 汪峰 倪娟
    2019, 1(9): 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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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资银行进入提高了我国本土银行的经营风险,也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将利率市场化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包括银行管理层、金融市场监管部门和中央政府部门的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当外资银行进入后,相较于利率市场化改革阶段,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阶段的监管者更有意愿抑制银行风险;当外资银行进入后,监管者识别银行风险的条件为监管者准确识别银行风险获得的奖励小于没有识别银行风险的处罚;当外资银行进入后,政府给予奖励更能激励监管者发现银行风险。
  • 金融问题研究
    况昕 许坤 殷孟波
    2019, 1(9): 7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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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业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自贡盐业契约档案为研究我国农耕经济中的金融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以自贡盐业开凿井契约为样本,再现了由地主、客人、承首人、作节、押头银所构建的以股权融资为典型特征的金融模式,深度剖析了各要素所扮演的金融角色及其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地主、客人、承首人、作节、押头银共同构建了自贡盐井开凿特殊的金融模式。这种模式解决了盐井开凿资金的供求矛盾,推动了盐业经济的发展,证明了我国农耕经济中金融并未缺位。(2)地主和客人股份占比的变化趋势说明土地的重要性在下降,非土地资本的重要性在上升;承首人扮演了金融中介的角色;作节实现了资金接力;押头银兼具押金和租金双重角色。
  • 发展战略研究
  • 发展战略研究
    史永乐 严良
    2019, 1(9): 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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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智能制造技术、产业领域的分割现状,极大抑制了中国智能制造整体优势的发挥,而碎片化的技术更是迫切需要形成“智能生态体系”。智能制造的核心技术能力架构主要由信息数字化能力、数据增值化能力、资源调整化能力、资源整合化能力、智能分析化能力构成。运用智能制造的核心技术能力分析框架对中德美三国智能制造发展的实践进行验证发现,中国智能制造发展能力的构建集中于信息数字化能力和数据增值化能力,德国智能制造发展的重点是资源整合化能力,美国智能制造发展的重点是智能分析化能力。我国智能制造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应增加教育和科研投入、积极培养创新人才,而且要强化政策支持力度、高效配置创新资源以及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
  • 发展战略研究
    袁凯华 彭水军 陈泓文
    2019, 1(9): 9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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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低值现象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已有研究普遍忽略了大国整合的潜在优势,这将导致国内价值链对出口价值的影响难以刻画。有鉴于此,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首次按照增加值来源的不同,进行了国内价值链与出口价值攀升的量化研究。结果显示:不同于传统的“出口俘获”预期,中国制造业的本国增加值率未因出口规模快速扩张而大幅下降;这一反常现象主要来自国内价值链的延伸,随着入世之后的区际贸易壁垒下降,中国制造业出口不仅充分整合了区域间的资源、推动了价值攀升,而且有效弥补了区域内部的竞争实力不足、带动了出口规模提升;进一步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本文发现,相比出口需求,区际关联才是影响国内价值链整合的主导因素,不过受制于市场分割下的扭曲激励,当前的区际关联呈现内陆单向供给沿海、初级产品替代高级要素的低端化走势。因此,在国内价值链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价值攀升重要媒介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快市场整合,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造的低值困境。
  • 比较与借鉴
  • 比较与借鉴
    黎峰 曹晓蕾 陈思萌
    2019, 1(9): 10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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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角色和定位,决定了中国制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供应链。本轮中美贸易摩擦在限制中国高新技术出口的同时,直接影响着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布局,对中国进口输入型供应链和外资植入型供应链产生明显冲击,由此对中国制造规模、出口产品结构、企业技术进步及国内资源整合均产生不利影响。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供应链的冲击,短期内应着眼于从需求端稳住外资和出口份额,中长期则应在国内外资源整合基础上构建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