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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顾海良
    2020, 1(10):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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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恩格斯最先提出并奠定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根本方法。“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是广义和狭义政治经济学划分的基本立足点。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主体的社会中,狭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广义政治经济学则至少有两种形式:一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前的”经济关系的研究,二是对“在不太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经济关系的研究。恩格斯还对“过渡时期”和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作过深入探讨。在当代中国,居于“主体”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的狭义政治经济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还应包括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起,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经济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
  •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葛扬
    2020, 1(10):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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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逐步展开,政治经济学成为我国主流经济学。1978 年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取得了长足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标志着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分配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理论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从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政治经济学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重大突破,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
  • 理论经纬
  • 理论经纬
    王开科 吴国兵 章贵军
    2020, 1(10): 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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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发展程度如何,数字化技术应用是否改善了生产效率,这些问题有待讨论和进一步确认。本文设计了包含数字经济的五部门投入产出模型,引入数字经济效率系数,并将其作为判断数字经济是否改善生产效率的标准。基于投入产出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效率系数逐年上升,数字技术应用显著提升了社会生产效率。结合现实基础和理论机理的分析,本文认为数字技术通用性的提升是改善生产效率的关键,具体表现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技术与传统经济融合广度与深度的不断扩展、数字经济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不断完善。
  • 理论经纬
    陈太明
    2020, 1(10): 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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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算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的福利效应是理解与解决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问题的关键。本文将收入与经济不同步增长这一典型事实纳入Lucas 消费增长的福利效应模型,构建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的福利效应分析框架。基于反事实分析法对中国省份样本的测算结果显示,收入与经济不同步增长会降低中国城镇居民福利水平,平均而言,如果实现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城镇居民消费将提高17 个百分点;福利效应具有高度的地区异质性特征,因地制宜地纠正福利成本较大地区的收入与经济不同步增长更具紧迫性,居民福利增进的潜力更大。有效提高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是纠正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以最终实现两者同步增长的关键,而努力做好国民收入分配调节、进一步扩展金融投资渠道、营造鼓励大众创业的良好环境是十分重要的政策手段。
  • 理论经纬
    王孝松 田思远
    2020, 1(10): 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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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贸易失衡是当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也直接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定量考察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对全球贸易失衡的影响,揭示出GVC 嵌入程度的加深会加剧全球贸易失衡状况。分行业来看,GVC 嵌入程度对制造业的贸易失衡状况、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贸易失衡状况影响更大;分市场主体来看,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失衡状况受GVC 分工的影响更大。机制检验表明,GVC 分工可以通过影响价值链嵌入地位和中间品使用规模影响贸易失衡状况。为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各界需要实现技术、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从而最终解决中国当前的贸易失衡问题。
  • 发展战略研究
  • 发展战略研究
    谢玲红 吕开宇
    2020, 1(10): 5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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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我们要为多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谋划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潜力是否耗尽,农业剩余劳动力还有多少,彻底完成转移的时间要多长,农村劳动力的外地转移和本地转移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回答这些总量和结构性问题,是布局、谋划国家重大战略,出台产业、社会等政策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依据。同时,要解决好农村劳动力的“有的转”、“有岗转”、“有效转”问题,将促进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置于“十四五”时期农村劳动力就业工作的首位。通过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稳住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城镇转移就业渠道、稳步拓展农村就地就近非农就业空间、加快相关领域制度改革促进更高质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 发展战略研究
    高运胜 杨阳
    2020, 1(10): 6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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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探究我国制造业如何摆脱“低端锁定”与“高端封锁”双层困境,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日益值得关注。基于价值链升级的全新视角,本文构建涵盖创新效应、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指标体系,以及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及链条升级的价值链攀升路径。并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建立开放经济体系、提升要素供应水平和完善环境规则政策等视角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 金融问题研究
  • 金融问题研究
    李军林 朱沛华
    2020, 1(10): 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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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面外部事件将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如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导致了大部分经济体陷入停滞甚至是倒退。为探索经济危机冲击的普遍规律与影响机理,本文以2008 年次贷危机冲击为例,探讨经济危机冲击对不同类型企业信贷融资的异质性影响。以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对中小企业识别并作为处理组,以大型企业为对照组,构造双重差分估计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次贷危机显著降低了中小企业的信贷融资并提高其融资成本,即经济危机加速了信贷资源向大型企业集聚。在宽松货币政策下,中小企业仍然面临着高昂的融资成本,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进一步研究表明,次贷危机冲击主要降低中小企业的短期贷款与融资租赁的比重,并抑制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对中小企业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面对经济危机冲击时,政府应考虑到信贷资源配置的失衡问题,制定更多保护中小企业的政策,以推动复工复产、恢复经济发展。
  • 金融问题研究
    吴非 向海凌 刘心怡
    2020, 1(10): 8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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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金融新业态的发展对微观企业和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利用2007—2017 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集,基于实证检验探讨数字金融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因果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有效平抑股价崩盘风险,但作用效果伴随着股价崩盘风险的蓄积逐步减弱。特别地,相较于覆盖广度,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对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效应更强。从传导机制来看,数字金融能够有效克服外部环境恶化、融资境况欠佳、内部治理不善的负面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股价崩盘的可能性。
  • 体制改革
  • 体制改革
    张鹏 袁富华
    2020, 1(10): 9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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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创新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建设创新驱动型国家和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手段。本文首先总结了中国工业化时期国家创新体系的特征,即以中等教育为主的中低层次人力资本投入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资金投入体系和以技术应用为主侧重于对技术二次开发的创新产出体系。随着中国从工业化时期向城市化和服务业时期转型,本文根据OECD 的研究提出了高质量发展时期国家创新体系的框架,即以知识生产和分配这一内核为中心,通过科研机构、企业、消费者和政府等创新主体的互动式学习进行知识生产和知识分配,外围则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关键支撑“部件”(新“基础设施”、需求、技能、金融体系和制度)。文章最后对国家创新体系五大板块的建设重点和内容进行列述,这些内容基本反映了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难点和重点。
  • 体制改革
    张月月 俞荣建 陈力田
    2020, 1(10): 10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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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而不强”是当前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典型特征,中国装备制造业迫切需要从规模化扩张向创新式发展转变。在愈演愈烈的全球化脱钩思潮的影响下,中国装备制造业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升级之路日益艰难。如何降低国际价值环流中不利因素的影响,走好创新式升级之路是中国装备制造业亟需解决的现实难题。供给和需求是创新的两大主要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有效互动会释放出大量创新动能。中国装备制造业应充分利用国内价值环流中的有益因素推动供给和需求的互动以集聚创新动能,构筑自主型的创新价值链,然后再依托“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环流分层对接国际价值环流,从而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平稳攀升。
  • 三农问题
  • 三农问题
    陈祥云 李荣耀 赵劲松
    2020, 1(10): 11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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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层面围绕粮食安全进行了曲折艰难地探索。通过实行统购统销、四轮粮改、支持保护政策完善到最新一轮的结构调整,实现了政策基调从“取”到“予”、政策内容从单一到多元、调控方式从政府为主到与市场相结合、政策导向从增产到提高竞争力的转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面对国内外粮食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要坚持粮食安全战略定力,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巩固产能,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提高利用两种资源能力满足需求,完善新的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和区域补偿机制,进一步提高农民种粮、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