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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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

洪银兴

2020, 1(2):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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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后把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作为改革重点，是要指出现实中还有相当部分要素不是由市场决定的，需要推动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配置的要素由市场决定。其目标是：市场调节资源在部门和企业间自由流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在产权流转中提高效率，着力解决存量资产的市场化配置。完善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牵涉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第一，建设完备的要素市场，涉及完善并规范金融市场，建设和规范土地市场，发展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充分开放，大数据的市场分享；第二，要素价格市场化的改革，涉及进一步扩大物质性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形成的范围，资本、劳动、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价格在各自的市场上形成，要素报酬更大程度上反映要素市场的供求状况。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要能达到效率目标，关键在市场整体有效。市场有效的关键在市场秩序和规范。市场秩序建设涉及培育自主决策的市场主体，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降低市场调节的成本，完善产权保护和流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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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的发展沿革——兼论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启示

胡莹郑礼肖

2020, 1(2):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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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是突破苏联教科书和传统计划经济理论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教材时期以及正在进行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期。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历史背景、结构体系、研究主题、发展脉络等的研究，可以发现坚持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现实性与时代性、重视研究经济学理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以及在批判中借鉴西方经济学是我国在建设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过程中取得的主要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需要吸收我国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过程中取得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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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

习近平“精准扶贫”理论研究

张俊良刘巳筠段成荣

2020, 1(2): 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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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总结习近平“精准扶贫”理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中国反贫困思想的演进历程与“精准扶贫”理论的形成，系统整理和归纳了习近平“精准扶贫”理论的科学内涵，阐述了“精准扶贫”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精准扶贫”理论体系的内容包含三个大类九大精准，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当代化的最新理论和实践成果。在此基础上，文章以习近平“精准扶贫”理论为指导，从发展和创新的视角，对新时代背景下扶贫、脱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提出要完善贫困识别的指标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反贫困长效机制、健全分类治理的措施体系、充分发挥教育在反贫困中的价值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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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栏

新中国70年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

周文程广明

2020, 1(2): 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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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 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发展相互共生、良性互动。回首过往，新中国70 年改革和发展的伟大实践不断发展和丰富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新中国成立70 年来，我们不但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谱写出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走出了一条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之路，而且也彰显了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探索涌现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丰硕成果。现在来看，新中国70 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 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实践更加凸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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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栏

新中国70年反贫困思想的演进路径与逻辑架构——基于政策文件的文本对比研究

王昉王晓博

2020, 1(2): 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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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的反贫困进程已经进入到攻坚阶段，系统总结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反贫困政策和思想体系的演进路径，对扶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实现有重要借鉴作用。本文采用统计分析与文本对比的研究方法，对1949—2019 年期间国家层面颁布的301 份反贫困政策文件进行分析，认为新中国的反贫困政策经历了五个不同核心的阶段。共同富裕是各个时期反贫困思想的主线，但不同发展阶段所赋予“共同富裕”的内涵不同，直接导致不同时期扶贫政策的侧重点与战略规划的差异。文本的分析结果支持了未来扶贫工作的发展趋势。总体上看，反贫困各阶段的各种政策和制度安排，有力地促进了扶贫工作的开展，但扶贫机制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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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国际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向及其内在悖论

徐宏潇

2020, 1(2): 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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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数字资本在物质技术、经济权力维度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动向，如全球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变革与高度渗透、数字资本逻辑全球扩张、国际间数字化竞争日益政治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字霸权极端化等。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带动了国际数字化平台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共性理念深入人心，并促进了数字化世界市场的形成，然而其在发展过程中又呈现出具有矛盾性的双重作用，并以多种“悖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国际数字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实质是资本扩张逻辑和剥削逻辑的强化，加剧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酝酿着更强烈度和更广范围的数字化衰退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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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产业竞争力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探析

周金凯

2020, 1(2): 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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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失衡加剧说明两国的贸易竞争力正发生变化，贸易竞争力从根本上说是产业竞争力，因此本文从产业竞争力的视角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研究认为：2002 年以来，中国代表性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美国代表性产业竞争力逐步下降，两国产业竞争力的变化是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真正根源，而且该因素引起的失衡现象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地逆转。美国单纯以贸易失衡的表象作为其发动贸易战的依据，忽略深层次的产业竞争力变化因素，严重夸大了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实现其遏制中国意图的一种有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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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历史作用的阐释及当代价值——基于经典文本的系统考察

蒋淑晴

2020, 1(2): 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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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有着大量关于合作社历史作用的论述。论述高度评价了合作社的伟大历史作用，指出合作社的兴起与发展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重要力量；是吸引农民参加工农联盟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形式和途径；是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中间环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历史作用的阐释，从提高认识、推进组织创新和优化合作社治理等层面，对当前新型合作社健康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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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

数字经济创新探究：一个综合视角

张森温军刘红

2020, 1(2): 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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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创新事关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及其国际竞争力，事关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鉴于中国数字经济的“创新端”还相对薄弱，仍存在巨大的创新空间，本文从理论上对数字经济应如何创新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地探讨。本文分析认为，中国应坚持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以文化创新为底蕴、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和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的综合式创新，以理论创新、文化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合力来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地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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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问题研究

中国金融结构与创新结构的适应性研究

千慧雄安同良

2020, 1(2): 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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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创新结构的视角出发，构建适应性金融结构模型，同时使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中国金融结构与创新结构的适应性。研究发现：与创新结构相适应的金融结构与创新风险、股权融资效率负相关，与创新潜在价值、债权融资效率正相关；当参数发生变化时，与创新结构相适应的金融结构有一个从纯债权融资到债权融资主导、股权融资主导、纯股权融资的连续演化过程；当前中国创新结构已转型为高风险的R&D 和产品创新为主，以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已不能适应创新结构的升级。因此，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风险包容性与承担能力更强的金融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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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

提升小农竞争力：中国农业突围的现实选择及日韩典型经验

马红坤李言毛世平

2020, 1(2): 9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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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生产是造成我国农业竞争力持续弱化的重要原因，也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农业发展和政策制定必须面对的基本农情。在当前我国农业正处在国内外竞争包围的严峻形势下，我国很有必要立足小农实际，构建竞争力导向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进而加快提升小农竞争力，这是我国农业在激烈竞争中实现突围的现实选择。为了给我国竞争力导向的政策体系构建提供有益借鉴，本文选取参考价值较大的日韩两国进行经验分析，详细梳理了近年来两国旨在强化小农竞争力的系列改革的主要举措。发现日韩两国构建的旨在增强小农竞争力的政策体系具有强化政府主导、注重农业及其关联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和综合施策、全面推进等特点。结合日韩的典型经验，本文提出了增强我国小农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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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经验与未来思考

罗玉辉

2020, 1(2): 10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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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线始终是围绕“公平”与“效率”展开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农村进行了世界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集体所有制运动；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建立了“家庭承包经营制”以赋予农民群众更加自主的生产经营权；21 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将提高中国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作为改革重心，我国农村实施了“土地确权”和“三权分置”的政策服务于农民的土地流转。在以上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历程中，本文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经验进行归纳。如始终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革主体由政府主导型转为农民主导型；通过土地权能多元化实现农民更多的土地权益；增强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为土地制度改革的主旋律等。最后，本文也对未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提出了相关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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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研究

城市化中人口质量提升与数量增长的再平衡——补偿性增长假说

袁富华张平楠玉

2020, 1(2): 11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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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向低度均衡路径收敛，是大规模工业化之后发达国家的普遍经历，现在和未来较长时期，中国将面临类似的局面，这是城市化发展和结构条件变化的必然。借助“公共政策—经济效率”的一体化协调，实现低度均衡路径上人口增长的补偿，以免人口增长长期滑出合意的均衡路径。为了实现城市化阶段的发展可持续性，人口质量问题无疑是政策优先选项，唯此才有望实现“经济效率—民生保障”的良性循环。政策次序上以人口质量提升为先、兼顾质量提升和数量增长的再平衡，是理解中国城市化人口问题的根本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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