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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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概括的学理逻辑研究

荣兆梓

2020, 1(4):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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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研究长期滞后于实践逻辑发展，这妨碍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概括的正确理解。本文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功能定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概括三项内容的相互关系，以及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特征这三个基础理论问题入手，对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概括的学理逻辑展开研究。本文认为：（1）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经济无可替代的劳动组织方式，作为社会劳动组织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安排；（2）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三位一体的概括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且相互嵌入、互为映射、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3）基本经济制度新概括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历史性质的完整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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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论关于改革开放五个重大论断的叙事逻辑

罗红杰平章起

2020, 1(4):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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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改革开放的五个重大论断，蕴含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实践价值。新时代，改革开放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持久的推动力，要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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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马克思产业思想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

吴宣恭吴昊李子秦

2020, 1(4): 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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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理论并没有严格定义产业结构，但却包含了丰富独特的产业思想。马克思认为应根据资本循环中的位置分类产业活动，并以该分类着手分析产业结构，充分考虑产业部门内存在异质性，重视制造业在产业结构转型中的领导作用。当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应警惕产业空心化的情况，着力于扩大基础科研领域的投入，努力实现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同时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作为补充，实现不同产业之间资源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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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空间类分与空间选择：集聚理论的新前沿

张可云何大梽

2020, 1(4): 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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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的存在是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基础，以集聚理论为核心，如何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在空间的不均匀分布成为了该学科的研究重点。空间类分与空间选择作为集聚理论的最新前沿，从全新的视角对经济活动在空间的不均匀分布进行了解释。为了全面理解类分和选择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通过对国外学者在此方面研究的文献梳理，总结归纳出空间类分和空间选择的内涵以及产生机制：空间类分以互补性和事前进入机制为主，指异质性主体的异质性区位选择；空间选择以优胜劣汰和事后进入机制为主，指较大规模的城市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将天赋（能力）较低的主体淘汰掉，最终只留下最有天赋的主体的过程。同时，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了其相互作用的动态模型框架。其次从城市构成质量、城市选择和城市生产力差异三个方面分析了类分和选择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最后分析了类分和选择对于区域政策的制定和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所具有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对于提出高效率的区域政策、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异质性主体—城市”最优匹配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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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理论逻辑与中国贡献

王宝珠王琳王利云

2020, 1(4): 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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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局限性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和崛起背景下日益凸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以平等为基础原则、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标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成为国际经济秩序演进的必然趋势。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代表，中国已经进入到由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生产力）转向促进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构建的新阶段。中国的改革实践始终致力于在挑战中寻求机遇。对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我国在理论引领和实践创新两个维度均做出了贡献，不仅形成了“理念-制度-路径”的系统理论体系，还在构建全球经济伙伴关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等方面取得了实践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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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研究

数字经济运行与供给侧结构重塑

何大安许一帆

2020, 1(4): 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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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运行是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机器学习、物联网、区块链等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的融合，它的出现将不可避免地使产业结构面临以淘汰过剩产能为核心内容的大洗牌，这种景况在工业化时代走向数字经济时代特别明显。数字经济如何冲击传统经济，它在哪些方面影响供给侧结构重塑，而供给侧结构应该如何应对数字经济运行等；显然，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对数字经济运行与供给侧结构重塑之间的关联作出研究。本文认为，数字经济是微观经济活动受新科技导引而出现的一种市场经济现象，是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新科技运用于经济活动的产物；供给侧结构重塑主要是针对产业结构变动而言的，是产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适应新科技引领产业结构变动的一种内生要求，它要求我们对数字经济运行与供给侧结构重塑之间的关联作出理论解说。我们有必要对这种关联及其机理构成进行考察，以描绘未来数字经济运行背景下供给侧结构发生重塑的一般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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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

中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扩面效应的测算与比较

李宏张向达

2020, 1(4): 6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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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完善覆盖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设定，本文针对现阶段全国及各地区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社会保障覆盖率水平进行了测算与比较，并利用2011—2018年大陆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覆盖率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地区与区域性差异，而且呈现出继续维持乃至持续扩大的态势，距离完全意义上的“全民覆盖”也有着较为显著的差距。当前应在保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持续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明确目标差距、完善顶层设计和优化支出政策来加快推动和确保“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目标的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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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

土地资源错配、城市蔓延与地方政府债务——基于新口径城投债数据的经验证据

毛文峰陆军

2020, 1(4): 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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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一套新口径城投债数据，从土地资源在不同行业和用途的扭曲配置视角探究其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将土地资源错配、城市蔓延和地方政府债务置于统一分析框架，就其中的作用机理进行刻画。研究发现，整体来看土地资源错配显著推升了城投债的发行概率和发行规模，尤其在中西部区域人口流出的中小城市，该影响更为显著。城市蔓延在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债务的正向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其通过降低土地产出效益、增加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管理维护支出等渠道增加地方政府债务。本文为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推进土地要素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坚持“内涵式”的高质量城市空间增长模式，是未来债务风险长效治理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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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

数字经济时代下工业智能化促进了高质量就业吗

王文

2020, 1(4): 8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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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随着数字经济进化到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智能经济新阶段，智能化生产作为产业变革和产业创新的主要方式，在对劳动力就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提供了契机。本文在详细分析工业智能化对就业影响机理的基础上，着重从行业就业结构变动的视角对工业智能化是否推动了高质量就业进行实证考察。基于中国30 个省份2009—2017 年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工业智能化水平的提升显著降低了制造业就业份额，同时增加了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就业份额，促进了行业就业结构高级化，有助于实现高质量就业。为在数字经济时代充分发挥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减少劳动者在新旧岗位转换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福利损失，未来应进一步加强教育培训、创业创新、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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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问题研究

货币职能、货币权力与数字货币的未来

冯永琦刘韧

2020, 1(4): 9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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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的实现是货币具有生命力的内生性前提条件，能否广泛地独立承担起价值尺度的职能是数字货币成为货币的重要条件。货币划分为社区货币、国家货币、国际货币和世界货币这四个层面，层面越高的货币其信用实现条件和支撑基础越复杂，不同层面数字货币的货币权力也有着不同表现。由于数字货币的币值稳定、信用载体和供给非中心化三者之间“不可能三角形”的存在，未来的国家和国际层面数字货币的供给形式一定是中心化的。社区层面的数字货币属于非主权货币，其难以取代和超越法定数字货币的货币权力。国际层面的非法定数字货币，具有超主权和非主权两面的属性，其必然与主权货币抑或法定数字货币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剧烈竞争，并具有法定化的宿命。虽然存在技术道德中性，但使用和掌握技术的行为主体具有道德非中性。所以，国家层面的法定数字货币比私人数字货币更具信用竞争优势，更容易解决“可信用”货币的问题，将在未来数字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还会成为主权国家维护货币权力的重要方式，也会带来新型的国际货币竞争以及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一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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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

用人工智能改造中国农业：理论阐释与制度创新

汝刚刘慧沈桂龙

2020, 1(4): 1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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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引擎，对各个产业都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和融合力。利用人工智能改造传统农业，不仅是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重要选择，也是提升农产品质量与效益的有效途径，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全新的要素，具有通用型技术的基础设施外溢性特征，不仅能融合于资本、劳动要素中加强其功能与效用，还能重塑生产，极大地升级农业技术，增强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提高农产品质量，从而推动农业产业升级。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人工智能在改造融合我国农业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为此需要采取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土地流转、创新融合模式等措施，以发挥人工智能的“头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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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合约风险及治理机制研究——基于“政府—市场”互构的视角

张建雷

2020, 1(4): 11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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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逐渐成为我国农业治理的核心问题。在市场机制下，以利益联结为中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之间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合约关系，这也成为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式。同时，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合约关系也深嵌于政府治理体系之中。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约风险的化解，不仅需要不断优化其合约结构，还需要在市场机制之外，立足政府的政策引导、制度连接及公共品供给等治理机制探索多重路径，以不断强化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约模式的组织合法性，优化其组织模式，降低外部性成本，进而维系双方利益关联机制及合约关系的稳定。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合约关系治理内在地体现了政府与市场的互构逻辑，政府与市场构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两种基本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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