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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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

论习近平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的内在逻辑

江剑平何召鹏刘长庚

2020, 1(6):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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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紧紧围绕新时代为何坚持和发展国有企业、发展什么样的国有企业、怎样发展国有企业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一套以新时代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发展方向、改革发展目标、改革发展重点、改革发展主体、改革发展方法论、改革发展方针等为核心的科学理论体系，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做强做优做大国企国资、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深入理解习近平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的内在逻辑，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规律、增强改革发展定力、凝聚改革发展共识、形成改革发展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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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人工智能背景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

白永秀刘盼

2020, 1(6):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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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作为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创新的结果，是包含高科技含量的生产力范畴，它使社会生产力基础产生变化。智能化因素渗透在生产力各要素中并带来人机关系的变化，使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呈现出新的特点。人的劳动表现为智力劳动力提供的富有创造性的智能劳动，劳动资料因基于大数据的应用而具有智能化、系统化、无形化的特征，劳动对象更具可开发性、可拓展性、可培育性。智能化机器体系加剧“机器排挤人”的同时产生了“人-机”的重新分工，并使人机融合趋势加强。人的智能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并呈现出新特点，智能劳动发挥了价值创造的集合效应，产出的是劳动密度大、能量强的知识型产品，且突出了“人-机”融合增值的价值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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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特征与政策启示

凌永辉刘志彪

2020, 1(6): 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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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于出口导向战略的全球价值链依附性嵌入模式是在国内供给和需求“双弱”背景下的理性选择，但这却造成了内需和出口之间的结构性背离，从而导致本土企业被锁定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化解这种结构性背离的关键机制，是以动态比较优势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即依靠强大的国内有效需求建立起“以我为主”的全球化产业分工组织机制。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拥有自生能力、强调动态竞争、重视大国优势和较长的产业链延伸四个方面。中国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需要从微观层面培育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从中观层面维护产业平等竞争，从宏观层面优化政府的经济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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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贸易竞争结构特征、影响因素与发展取向

孙浬阳

2020, 1(6): 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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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剖析了贸易竞争的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并探讨了国家的未来发展取向。结论显示：（1）贸易竞争呈现以社群内竞争为主的“内部型”社群特征；主要贸易社群演化为较固定的最大利益集团；社群间的利益协调是通过社群成员在社群间的匹配与流动实现的；（2）国家竞争优势呈现出非对称性；国家出口产业以社群内升级为主；贸易分工角色以社群间晋升为主；（3）分工角色竞争、全球治理模式、经济活动、地理邻近是影响贸易竞争结构的重要因素。在未来发展取向上：（1）国家应积极参与社群内竞争，培育新兴竞争缺失产业，融入国际贸易分工体系，向高级社群融合或向更优竞争位置攀登；（2）以强制造业社群为技术产业高点向边缘社群实现产业的“雁阵”布局；（3）控制调节对贸易竞争结构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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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测度：1978—2018

简新华聂长飞

2020, 1(6): 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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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要切实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准确衡量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实际状况。本文从产品和服务质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运行状态5 个方面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 法测度并深入分析了中国1978—2018 年的高质量发展状况。研究结果显示：（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质量发展指数稳步提升，年均增长率为2.51%。（2）中国高质量发展5 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由1978 年的0.489 上升至2018年的0.836。（3）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扩张速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数量的扩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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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经济质量发展的推动力：结构调整还是技术进步

王桂军张辉金田林

2020, 1(6): 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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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1986—2018 年省级层面数据，利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考察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变动趋势。研究表明：（1）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均是中国经济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近年来技术进步对经济质量发展的贡献逐渐让位于产业结构调整；（2）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质量发展的贡献主要得益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而非高级化，研究区间内，产业结构合理化始终正向影响中国经济的质量发展，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只有在2009—2018 年表现出正向的影响效应；（3）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合理化同经济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向依存关系，这说明经济质量发展水平越高，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质量发展的贡献越大；（4）产业结构高级化同经济质量发展之间则呈现出负向的依存关系，这意味着产业结构高级化只有与当前经济质量发展水平相匹配时才能显著地推动经济的质量发展，而不是越高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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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口促进效应

戴翔杨双至

2020, 1(6): 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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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条件下，我国以出口增长为表现的“稳外贸”面临巨大压力。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在有效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因素条件下，科学评估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口促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对沿线参与国的出口增长，并且上述结论在经过政策唯一性检验中仍表现出稳定性和可靠性；此外，“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向沿线参与国出口增长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特征，突出表现在“一带”和“一路”沿线国、是否与中国具有接壤关系的沿线国之间，其出口促进效应具有显著差异性。上述研究表明，作为向西开放重大战略转型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稳外贸”具有支撑作用。据此，在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带动中国出口贸易发展，不失为新形势下“稳外贸”的有效对策思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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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

城市群功能分工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侯杰张梅青

2020, 1(6): 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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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采用计算不同城市不同行业的区位商的方法进一步细分生产性服务功能和生产制造功能在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布局，更加准确地了解城市群功能分工的发展状况。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发现以北京市和天津市为中心城市组与以河北省各地级市为边缘城市组的功能分工显著；北京市主要发挥生产性服务功能，天津市和河北省各地级市主要发挥生产制造功能；北京市的生产性服务功能负担过重，天津市和河北省各地级市的生产制造功能冗余；本文结论得出京津冀城市群尚未真正形成错位发展、功能互补、多中心协同的空间分工格局，不利于持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京津冀城市群亟需基于不同城市的功能定位，进一步优化产业分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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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转型：从价值重塑到价值创造

焦勇

2020, 1(6): 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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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制造强国战略、深入推进制造业转型已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的影响逐步从价值重塑走向价值创造，为制造业转型提供新思路并赋能制造业转型。具体表现为“从要素驱动到数据驱动、从产品导向到用户体验、从产业关联到企业群落、从竞争合作到互利共生”四个维度。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转型的路径应坚持数据驱动、创新驱动、需求驱动和供给驱动，引导制造业与互联网、研发端、服务业、新技术深度融合，为制造业转型提供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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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问题研究

中国金融业利润过高了吗——基于马克思生息资本理论的分析与实证证据

文书洋牟爽刘锡良

2020, 1(6): 9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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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时期，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修课”。近年来，关于金融业高利润的争论颇多，中国金融业的利润是否过高？学界尚无评价标准。本文从文献和经济现象出发，提出判断金融业利润是否过高的关键是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利润平均化的过程中，金融资本在各行业间的择优投资行为，以及资本的不完全流动，共同导致了金融业的高利润。金融业参与实体产业的价值创造活动，帮助实体产业提高价值创造效率，并分享利润，但如果分享的份额过高，则会影响产业资本积累，阻碍经济发展。2007 年至2018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表明，中国金融业的利润占比与经济增长速度呈显著负相关，金融业分享的利润过高，已经达到了损害经济增长的程度。健全金融行业内部的竞争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关注产业发展、重视长远利益，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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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

从生产关系维度透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土地级差收入的制度变迁

金栋昌李天姿

2020, 1(6): 10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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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级差收入是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生产关系的理论范畴，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理解我国土地制度变迁的钥匙。新中国成立70 年来，土地级差收入先后经历了“空转”“以税代租”“场地使用费”和“土地出让金”四个制度变迁阶段，并在土地生产关系和土地市场方面呈现阶段性特征。以马克思地租理论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从生产关系维度对这一发展历程进行系统透视，既有助于从实践上掌握土地级差收入的演进规律与转型方向，明确当下土地出让金与“土地财政”的评价立场与改革重点；又能在理论上界定土地级差收入的属性特征和学理范式，为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内容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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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与借鉴

新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基础、前景及建议

刘洪愧

2020, 1(6): 11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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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探索性发展、快速增长与转型调整阶段，目前已是对外投资大国，但总量增长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对离岸金融中心的投资比重过大并伴随大量“返程投资”，反映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较大高估；占世界和美国比重不高，占中国海外总资产比重也较低。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潜力仍较大，这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海外资产优化配置的需求，更是民营企业和“一带一路”国家的需要。中国要准确评估各类挑战，特别是发达国家趋严的投资审查及中美贸易摩擦。在“十四五”时期，要全面总结以往经验教训，明确战略目标和定位，因地制宜推动对外投资，充分发挥海外经济园区作用，并加大积极作用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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