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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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与科学指向

付文军

2021, 5(1):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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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世界”不仅是马克思的哲学宣言，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归旨。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政治”直接表达了这一理论的功能和主题，“经济”则凸显了马克思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式。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历史的双向考察，其四重理论内涵和科学指向得以呈显：它在克服古典经济学狭隘性的基础上，完成了从“私经济学”到“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的转向；它既是“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又是“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它是以资本批判为轴心，以历史批判为方法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它是解答人类“历史之谜”，回应“时代之问”的政治经济学。只有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与逻辑，我们才能真学、真懂、真用它来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并在实践中不断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和推动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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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鲁保林王朝科

2021, 11(1):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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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建立一个有张力、有弹性、开放包容、自主可控的循环体系：纵向上，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相互促进、有机统一；横向上,各产业、各部门、各地区之间建立起分工有序、彼此支撑的技术经济联系和空间联系，总体上使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成为一个纵向通畅、横向协调、纵横匹配的立体结构。当前，要围绕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生产力空间布局，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疏通国民经济各环节、各行业、各产业、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堵点淤点，使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循环更多依托国内市场，从而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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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数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于数字资本全球积累结构的视角

高海波

2021, 5(1): 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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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典型表征为数字帝国主义。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知识逻辑、文化逻辑合谋衍生出数字资本霸权，完成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知识产权等的新垄断，形成掠夺全球超额剩余价值的数字资本全球积累结构。数字帝国主义导致全球数字发展鸿沟、数字异化、数字拜物教等时代困境。数字帝国主义的剥削形式及存在场域虽已发生巨大变化，但仍未改变其垄断性和掠夺性、寄生性和腐朽性、过渡性和垂危性的历史本真面目。为应对数字帝国主义对中国数字企业的限制打压，必须对数字帝国主义及数字技术保持清晰地认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集中力量攻破资本主义国家掌控数字核心技术的垄断局面，营造数字技术发展的综合环境，推动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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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人工智能发展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一个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经验研究

孙早侯玉琳

2021, 4(1): 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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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应用使得经济学家的“生产率焦虑症”日益严重，即人工智能发展是否在沿着正确的方向显著提高产业生产率、促进就业、实现繁荣。本文在熊彼特创新模型中纳入两类人工智能研发，分析了政府介入关键核心领域人工智能研发的重要性。本文经验研究发现，现阶段人工智能发展促进了纺织服装和通用设备等传统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对医药制造、计算机和仪器仪表制造这三个高端制造业的TFP 提升没有显著作用。本文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纯市场竞争条件下企业为寻求短期利益而过度发展自动化技术，导致替代效应大于生产率效应，政府有必要干预人工智能研发资源配置，完善关键核心领域人工智能研发的配套政策，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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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外部融资与企业的内外贸一体化——基于纯出口企业贸易模式转型的视角

程玲

2021, 5(1): 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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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市场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下，外贸企业需要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尤其是没有国内贸易支撑的纯出口企业同时向内销和出口的贸易模式转型问题是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建立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通过一个简单扩展的Manova 模型，本文考察了外部融资约束如何影响纯出口企业的贸易模式转型行为，并发现外部融资会显著促进纯出口企业转型为同时在国内外市场销售的企业，且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证实了这一结论。进一步区分外部融资方式后，本文发现银行融资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商业信用融资却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出口更依赖于商业信用融资。此外，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考察发现，外部融资对非加工贸易、非外资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纯出口企业贸易模式转型的作用会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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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研究

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再思考

岳欣

2021, 5(1): 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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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力可以看作是国家制定目标，并将自己的目标转换为现实的能力。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角度来看，在国家已经制定了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战略目标之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家能力相关概念以及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关系后，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四个重要特征，即持续稳定性、高效低耗性、结构平衡性、创新驱动性等方面出发，阐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增强制度创新、调控发展、协调发展、引领发展四个国家能力的角度论述了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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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研究

产业政策、资源配置与制造业升级：基于价值链的视角

唐荣黄抒田

2021, 5(1): 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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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的本质目标是通过政策引导实现要素优化配置，进而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价值链升级。因而，从资源配置视角反思和挖掘不同类型产业政策失败与成功的道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基于竞争性与选择性的分类原则，从资源配置视角考察了不同类型产业政策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选择性产业政策显著抑制了制造业价值链升级，而竞争性产业政策显著推进了制造业价值链升级；资源配置机制的检验结果显示，选择性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恶化资本错配而非劳动力错配进一步抑制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竞争性税收优惠政策与竞争性政府补贴政策将通过改善资本错配与劳动力错配间接推进制造业价值链升级，而竞争性低息贷款政策只通过改善资本错配间接推进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劳动力错配机制显著为负。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中国当前应转向实施以竞争性产业政策为主体的产业政策体系，并注重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劳动力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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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

完善国家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分析

王洪川

2021, 5(1): 7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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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居民公共服务需求增长，社会发展不平衡矛盾更加严峻，财政性公共服务支出压力加大，有限的不平衡的公共服务供给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制约。为此，要构建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国家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发展混合型公共服务制度，建立公共服务适应性调控机制，建立公共服务职能与责任相匹配监管机制，建立公共服务向民生获得感转化机制，建立新技术手段与公共服务发展融合机制。本文建议，我国用三个五年规划推进公共服务“三步走”，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同时多措并举发展非基本公共服务，加强公共服务治理制度体系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治理技术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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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

投资动机、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文余源杨钰倩

2021, 5(1): 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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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影响因素的研究，学界结论不一。本文基于企业对外投资项目空间分布数据，采用泊松模型，考察投资动机和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 区位的影响，并分东道国（地区）类型和境内投资主体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OFDI 具有显著的市场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自然资源寻求动机仅在特定行业显著；中国对OECD 的投资偏向战略资产丰度较低的国家；相比中西部地区企业，东部地区企业战略资产寻求动机明显；相比小企业，大中型企业更倾向战略资产优势区位。总体上中国OFDI 偏好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但对不同东道国（地区）类型以及不同投资主体类型差异显著。中国OFDI 应进一步改善结构、提升层次，同时注重防范和规避各类制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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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

创业者竞争、投资人关注与众筹融资绩效研究——基于双边市场网络外部性理论

胡金焱韩坤

2021, 5(1): 9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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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典型的双边市场，网络众筹这一新兴的融资模式借大众创业之契机发展迅猛，新上线项目增加吸引了投资人关注，也导致竞争加剧。本文从双边市场网络外部性理论出发，通过理论分析结合基准回归、调节效应回归以及异质性分析实证发现：创业者竞争对融资绩效的网络外部性净效用为负，而投资人关注度表现出正外部性净效用，且存在“周末低谷效应”。内部投资人的关注能有效缓解内部项目竞争对项目成功的负外部性效用，但不能缓解因本地偏好而产生的外部资金竞争压力。进一步地，创业者竞争和投资人关注对美食类项目成功的外部性效用最小，而对科技类项目成功的外部性效用最大。随着融资目标的增大，对于融资绩效，创业者竞争的负外部性效用以及投资人关注的正外部性效用也逐渐提升。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创业者、投资人以及众筹平台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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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问题研究

经济压力还是社会压力：数字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数字化创新

王诗卉谢绚丽

2021, 5(1): 1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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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传统金融机构的创新行为？这种创新行为，是对现实挑战的理性回应还是对行业实践趋势的追随？本文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和新制度理论，探究外部数字金融发展对传统商业银行数字化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157 家商业银行2010—2018 年的数据，结合基于蚂蚁金服数据构建的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指数，本文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银行的管理和产品数字化创新行为均具有正向影响。在渠道上，数字金融发展导致的“经济压力”主要促进银行的产品创新，而“社会压力”的机制则对银行在管理和产品上的数字化创新均具有影响。这一渠道上的差异与管理创新和产品创新在与核心业务相关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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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问题研究

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张启迪

2021, 5(1): 10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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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系统梳理和总结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由于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发生改变，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再加上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功能被替代，西方国家已基本放弃使用存款准备金工具。之后，对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研究表明，存款准备金制度不仅能够维护金融稳定，而且还能调节银行信贷、货币供应量和金融市场流动性，抑制通货膨胀、资本流入和本币升值。然而，存款准备金制度同样存在政策调整的影响过于剧烈、对信贷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造成无谓损失以及可能不利于金融稳定等缺陷。中国存款准备金制度已不适合未来货币政策调控的需要，主要是因为：一是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功能已经弱化；二是存款准备金制度调节信贷的有效性趋于下降；三是存款准备金制度给银行及企业带来的负担明显上升；四是存款准备金制度运行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较大变化。未来应大胆调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至更低水平，继续深入推进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调控转型，同时为基础货币投放方式的变革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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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与借鉴

全球价值链嵌入、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传导与稳增长

文武詹淼华

2021, 5(1): 1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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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周期阶段研究全球价值链(GVC)嵌入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制造业嵌入GVC 导致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传导，产生降低国际经济扩张协同性、提高国际经济收缩协同性的不利影响，使中国偏离趋利避害的稳增长路径；其中，降低作用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更大，而提高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更强。进一步检验发现，在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中国式”GVC 嵌入模式下，制造业中间品外部依赖通过国内增加值挤出效应与负向冲击强化效应，导致上述现象产生；分行业来看，这两个效应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尤为突出。缓解中间品外部依赖，对于GVC 嵌入下的中国经济稳增长策略构建有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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