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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洪银兴
    2022, 1(2):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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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本文着重研究完善分配体制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和切入点是“提低”,以克服相对贫困为重点。从分配体制角度,推进共同富裕需要解决好效率与公平的包容。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后,劳动报酬在收入中的比重会下降,但劳动者收入会随着其拥有更多的非劳动生产要素而提高。这是劳动者在要素报酬机制中的富裕途径。按劳分配为主体指的是包含直接劳动、技术和管理收入在内的劳动收入为主体。只要技术和管理要素作为复杂劳动收入得到实现,其连同直接劳动收入一起,就可能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直接劳动者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的复杂程度,掌握知识和技能,获取复杂劳动报酬,是勤劳致富的体现。根据就业优先的要求,科技进步不是偏向于替代就业。高质量推进科技创新就要求“教育与技术赛跑”,加强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使其技能提高与低技能岗位被替代同步。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涉及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正是政府主导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不同家庭享用公共产品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则应该是无差别、公平的,体现“精准”和“普惠”。基本公共服务的无差别提供需要增强公共财政的能力,其路径除了完善税收制度、增加财政收入外,还需要利用市场经济。发挥第三次分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重要的是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慈善文化的弘扬,特别需要有相应的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激励。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
    杨瑞龙
    2022, 1(2):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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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与全国人民要在决定推进改革的过程中,统筹兼顾各方利益,不断探索改革的内在规律,正确处理好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处理好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关系、处理好增量推进的局部改革与全面推进的整体改革的关系、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取得新突破。

  •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付文军
    2022, 1(2):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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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既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又是一项重要的学术议题。自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按照时间线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大致可以分为自发传播阶段、全面运用阶段、创造发挥阶段和深入探讨阶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百年传播历程中,一代代学人先后围绕文本、学科、问题和人物等议题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百年研究和应用,并形成了“译介—研究—应用”的一体性传播阵型、“历史—现实—未来”的科学性研究视阈、“文本—思想—实践”的总体性阐释进路和“宏观—中观—微观”的综合性叙事模式。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百年译介、传播、研究和应用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正确的发展方向、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合理的研究原则。在新时代里,我们建立政治经济学“中国学派”已时机成熟,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将大有作为。

  • 理论经纬
  • 理论经纬
    朱春辉 李少育
    2022, 1(2): 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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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产权思想,深入剖析私有产权主导下平台企业产权制度的内在缺陷,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私有产权与大数据及平台企业的公共属性之间的矛盾,论证了平台企业产权混合所有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并以平台企业分类为切入点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平台企业混合所有产权制度,为平台企业监管和产权制度演进提供新的视角和可行路径。
  • 理论经纬
    唐晓华 迟子茗
    2022, 1(2): 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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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理论分析提出工业智能化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存在直接影响、间接影响以及非线性影响的假设,利用2006—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工业智能化驱动了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时依然成立;(2)工业智能化可以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优化能源使用效率两条路径,间接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正向作用;(3)工业智能化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影响,并且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使用效率的调节作用还能够强化这一效果;(4)工业智能化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积极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 理论经纬
    郜清攀
    2022, 1(2): 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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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作为人特有的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原生动力。随着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在劳动场景中的广泛应用,人类劳动正在经历着一场新的变革,具体表现为劳动工具的“人格化”、劳动过程的“无人化”、劳动场域的“多维化”以及劳动分工的“去边界化”。人类劳动形态从过去的强迫性劳动转向志趣性劳动,从重复性劳动转向创造性劳动,从专业化劳动转向兼业化劳动,从生存性劳动转向体验性劳动,从物质劳动转向非物质劳动。这一变革进一步推动人机交互在劳动分工协作网络中的作用更为凸显,基于志趣的小众化研发型劳动组织成为主流以及劳动与闲暇从对立走向统一。
  • 发展战略研究
  • 发展战略研究
    阳镇 陈劲 李纪珍
    2022, 1(2): 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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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轮技术革命不仅催生了全新的数字经济形态,也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以成本节约效应、产业链赋能效应以及出口增值效应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形态与分工地位。但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也面临突出的风险,体现在全球价值链空间布局层面,数字技术的深入赋能效应衍生全球价值链缩短与回流效应;价值链治理层面,链主国家对“攀升国”的科技压制与封锁衍生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在价值链利益分配层面,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的失衡与数字鸿沟加剧世界经济不平等。面对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的全新特征与新风险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国产业与微观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需要在生产要素层面进一步强化数字要素的第四类生产要素在数字创新驱动发展要素中的核心地位,在产业层面,强化数字经济对产业的赋能效应,即产业数字化与数字化产业双轮驱动打造面向国内大循环的产业链与创新链共促机制;在微观企业层面,强化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驱动创新引领,破解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
  • 发展战略研究
    丁晓强 张少军
    2022, 1(2): 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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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深入认识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演变规律,将有助于加快建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此,本文构建了经济双循环的多维测度指标,首次利用中国7年30省的投入产出表,考察了1987—2017年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分布格局、依存强度、竞争优势以及内卷程度等特征,主要的发现有:(1)中国经济双循环始终保持着较强的集中化趋势,且在外循环中的集中化程度要大于在内循环中的集中化程度。(2)尽管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依赖程度均在增加,但经济内循环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始终占据主体地位。(3)中国经济内循环的竞争优势虽然有所提升,但依然呈现为低竞争劣势;中国经济外循环的竞争优势虽然相对较高,却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4)中国在经济双循环中的内卷程度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且1997年以来在经济内循环中的内卷程度始终小于在经济外循环中的内卷程度。
  • 发展战略研究
    石奇 梁莉 周宁
    2022, 1(2): 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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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构建了以规模报酬、进入壁垒及技术创新机会窗口为标准的高质量产业活动识别指标。研究显示:第一,规模报酬、进入壁垒与技术创新机会窗口是能够用于识别中国高质量产业活动的重要指标;第二,相比较而言,技术创新机会窗口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驱动明显;第三,三大指标中的规模报酬、进入壁垒在中国主要增长极中发挥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技术创新机会窗口对经济发达的增长极作用更加显著;第四,基于三大指标判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和中技术制造业在“十四五”期间及今后一段时期成为中国主要增长极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
  • 体制改革
  • 体制改革
    朱炜 李伟健 綦好东
    2022, 1(2): 9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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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基于不同时期经济体制的阶段性特征和内在要求,国资监管体制的核心要素——政资关系、政企关系及其监管架构几经变革,进而使国资监管体制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直接管理、商品经济体制时期的两权分离和市场经济体制时期授权经营的“管企业”“管资产”“管资本”五个历史阶段。国资监管体制的演进历程彰显了具有中国特色国资监管制度的若干重要特征:在监管架构上,从阶段改革到顶层设计,逐渐明晰委托代理关系;在监管效率和效益上,从系统谋划到重点突破,循序推进市场化管理方式;在监管内容上,从局部改革到整体推进,统筹构建国资监管新格局。
  • 体制改革
    蔡 超
    2022, 1(2): 10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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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增殖的逻辑要求不断降低社会总生产过程中的流通费用,因而流通技术发展表现出不断突破时空界限的“加速主义”趋向。数字平台在传统商业领域的应用和拓展,降低了经济链条中的各种流通费用,并成为新流通渠道和重要的基础设施,实现了一次“流通革命”。数字平台企业的相关营收来自从别处转移来的剩余价值,本质上属于纯粹流通费用的范畴。一些平台企业单纯依靠所有权垄断而索取“经济租”的行为,会推高社会总流通费用,侵蚀实体经济部门的利润。一些平台企业的强势地位重塑了价值链分工的市场秩序,给非平台企业、公众甚至社会带来了负外部性。要发挥数字平台对国民经济的正向服务作用,必须有针对性地对数字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规制、经济性规制以及社会性规制。
  • 金融问题研究
  • 金融问题研究
    王文倩 张 羽
    2022, 1(2): 11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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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种金融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在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基于银行和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不同功能,借助1995—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是通过低风险特征和高风险特征的技术进步实现的;作为金融结构的两方面,基于银行的间接融资有利于促进低风险特征技术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而基于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有利于促进高风险特征技术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当金融结构的调整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时,即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匹配度升高时,可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增长。进一步的拓展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和区域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有利于促进以上这种匹配度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