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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
    黄泰岩 片 飞
    2022, 1(5):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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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和基础。本文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出发,提出了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本,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目标,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以数字化发展为方向,以绿色化发展为要求,以开放合作为国策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理论体系,力图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理论的逻辑体系作出全面、准确、科学地阐释,为我国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
  • 理论经纬
  • 理论经纬
    李明珊 孙晓华 董艳
    2022, 1(5):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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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鲜明要求,面对各类市场主体的蓬勃发展,市场化改革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作用效果与途径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构建无资源流动障碍和无信贷约束条件下的企业经营绩效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了市场化改革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差异化影响,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市场化改革激发不同所有制企业活力的效果与机制,发现市场化改革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均存在显著的正效应,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来自断点回归的结果表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成功驱动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伐,混改后的国有企业活力大增,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上升约18个百分点。上述研究结论不仅为市场化改革的政策评价提供了经验性事实,而且为新时期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 理论经纬
    尤济红
    2022, 1(5): 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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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外在表现形式是城市规模的分布体系。中国不同省区的城市规模分布模式差异性很大,既有“一枝独秀”式的单中心为主,也有“全面开花”的多中心体系。现有研究多认为多中心分布结构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实践上不少省区却偏向单中心的空间发展模式,形成了理论与现实的“悖论”。本文提出省区经济规模的异质性是辨析这一问题的重要视角。通过以省区的地理坡度作为城市规模分布的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发现,不能单纯全盘强调单中心或多中心的作用,应考虑经济总量规模从低向高转变的过程中,其内部的最优城市规模体系经历从单中心“一枝独秀”向多中心“全面开花”的转变。因此,中国城市规模体系应该根据所在省区的经济规 模,因地制宜地支持相对最优的空间发展模式,才能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同时,本文也为落后省份“一家独大”的城市经济格局形成的理性逻辑提供了现实证据。
  • 发展战略研究
  • 发展战略研究
    李雯轩 李晓华
    2022, 1(5): 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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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转型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后疫情时代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变革性力量。当前数字化转型依然为发达国家主导、服务业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也尚待加深,并出现了数据安全、平台垄断等新问题。虽然各国加大了数字化转型的探索和竞争,但尚未有普适的数字化转型方案。中国依托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大规模数据以及丰富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应在核心能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法律法规规范、保护中小企业和培训数字化人才方面做好政策保障,探索出适合我国的数字化转型路径。
  • 发展战略研究
    马 飒 黄建锋
    2022, 1(5): 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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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跨国流动已成为数字时代世界经济运行的重要微观基础,数字技术改变了生产方式,从而引发国际产业分工格局重塑与国际贸易新趋势。在数字技术冲击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客体、手段及主体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多重现实困境:治理理念难以形成共识,有效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框架仍有待探索,现有多边经济治理机制改革滞后。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成为数字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中国应结合自身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相对地位以及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作出相应战略选择。
  • 体制改革
  • 体制改革
    闫慧慧 杨小勇
    2022, 1(5): 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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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活就业是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新型就业方式,如何加强数字零工等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对数字零工进行概念辨析与界定可以发现,平台企业和数字零工的劳动关系具有特殊性,这一特殊性体现在资本从生产、分配、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方面加剧了对数字零工剩余价值的压榨,引发了数字零工职业保障不足、收入分配不公、“泰罗制”管理和职业晋升不畅等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在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际,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推动新时代共同富裕,应明确数字零工的法律身份,健全配套职业保障制度,加强对平台企业无序扩张的反垄断监管力度,并打破数字零工职业发展的天花板。
  • 体制改革
    凌永辉 查婷俊
    2022, 1(5): 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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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创新集群成为全球各主要国家创新经济发展主体形态的背景下,我国如何引导创新集群加快形成,成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各界关切的热点话题。本文基于产业链整合视角首次构建一个统一分析框架,揭示创新集群形成与演化的内在机理。研究显示:产业链内部整合能够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吸引创新要素集聚,且这种集聚又会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反过来促进产业链内部进一步整合,而产业链外部整合则通过优化创新制度环境促进创新集群加速形成。这可以概括为创新集群形成与演化的诱发机制、自增强机制和加速机制,但这些动力机制存在“逆转”为阻力机制的可能,二者共同决定了创新集群有着萌芽阶段、成长阶段、 成熟阶段和调整阶段的生命周期演化过程。本文在回应学术界相关争议的同时,为政府制定科学政策推进创新集群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 金融问题研究
  • 金融问题研究
    宋宪萍 曹宇驰
    2022, 1(5): 7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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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发展正改变着工业经济时代下的社会生产方式,商品形式、劳动形态以及财富分配都随之发生重大调整,全球价值链面临着内生性风险和外生性风险对链条持续性的双重夹击,风险的社会放大成为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数字化重构的重要表征。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资本对高利润量的追求与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之间的内在张力,使风险不断生成。全球价值链是资本积累方式演化的结果,在对时间的无限压缩、空间的不断扩张以及劳动过程的深刻变化中,风险不断放大。尤其在全球价值链的数字资本推进中,随着资本集中速率不断加快、“中心—外围”国际分工体系被强化为“中心—散点”结构、劳动力“弹性化”与“去边界化”不断增强,资本逻辑主导的风险 自我发展运动过程和再生产结构不断彰显和放大。面对数字经济背景下全球价值链的风险放大,要从国家统摄、产业强基、企业赋能三个层面构建多主体风险防控体系以及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
  • 三农问题
  • 三农问题
    武舜臣 姜常宜 赵策
    2022, 1(5): 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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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地流转中的农户权益保障问题一直是农业规模经济研究的热点,且基本形成了农户在农地流转中处于劣势,多会因农地流转遭受损失的论断。基于已有文献的回顾与反思,本文归纳比较了农地流转市场中“农户劣势”论断的理论可能和实践悖论,并对基于“农户劣势”论断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可能影响展开讨论。研究发现,在无政府干预情形下,不存在足够证据支撑“农户劣势”论 断。与真伪难辨的“农户劣势”不同,为应对“农户劣势”的有关措施反而导致“农户劣势”的真实发生,对农户利益造成实际的伤害,基于此,文章提出政府应减少对农地流转市场的直接干预,应以完善农地流转的市场机制为抓手,推动农户利益和现代农业发展实现双赢。
  • 三农问题
    杨文静 孙迎联
    2022, 1(5): 9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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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贫困治理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农户生计的优化转型,而农户生计转型又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息息相关。我国反贫困治理历程中农户生计的变化表明:农户生计的转型既是扶贫制度更新和递进的实践结果,也是生计理念跃升的规律使然,整体表现为脆弱性生计—良性生计—韧性生计的转型趋向。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重心是建构农户韧性生计的支持体系: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筑牢农户生计基础结构体系;以“造血+输血”为手段,完善农户生计资本发展体系;以赋权增能为目的,完善农户生计能力保障体系。
  • 比较与借鉴
  • 比较与借鉴
    王孝松 张 瑜
    2022, 1(5): 10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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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逆全球化蔓延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已成为美国政府持续推行的重要经济政策。受所处历史阶段、政党归属、个人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所实施的保护主义政策具有不同的内涵,可分别概括为“自由主义下的贸易保护”“彻底而激进的贸易保护”“保护主义下的贸易开放”。美国长期的保守政策给生产全球化、贸易投资全球化以及全球治理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也为全球价值链重构、贸易投资新规则建立以及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创造了机遇。事实表明,贸易保护政策既无法改变全球化趋势,也无益于解决美国国内矛盾,更不应该成为以损害全球利益为代价,巩固美国大国地位的经济手段。只有顺应、引导的同时化解其 消极影响,才是有担当的大国面对全球化的正确选择。
  • 比较与借鉴
    李东坡 周慧 霍增辉
    2022, 1(5): 11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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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已于2013年碳达峰,计划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其经验措施对中国具有较大参考价值。本文基于对日本提出碳中和目标的背景分析,着重考察其降低碳排量的措施和支持政策,总结对中国的政策启示。研究发现,14个重点领域代表性和关联性强,以电力、氢能和碳循环为主线的各项措施融合世界前沿技术和理论成果,突出日本产业基础与技术优势。政府多部门协作与地方积极响应、创新财政金融体制、强化专门立法和规则标准化、积极融入国际合作,为实现碳中和提供政策保障。借鉴日本经验,中国需提前布局碳中和、统筹“双碳”规划,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技术研发和推广政策,在深化国际合作中增强绿色产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