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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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马克思对资本特性和过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及当代意义——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再研究

顾海良

2022, 1(8):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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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手稿》中资本理论的再研究，对习近平提出的“要加强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有着重要指导意义。《手稿》先后提出的资本的“六分结构”和“三分结构”，阐明资本运动既以社会化大生产发展为条件，又受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制约的特征；资本是生产资本在价值增殖过程与劳动相对立的生产要素，也是生产资本在价值转移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总体的“普照的光”，决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形态在总体中的“色彩”和“比重”。《手稿》以劳动过程的新的结合方式为基础，对资本推动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作用展开论述；从资本本质及其运动过程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命运，由此因势而新提升资本治理本领、因时而进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创新中国特色的资本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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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幻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指向和价值旨归

胡博成朱忆天

2022, 1(8):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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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增殖逻辑强力扩张推动下，资本主义建立了独特的文明景观，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在发展主体、发展理念和发展空间方面表现出了日益不可持续的趋势，这在深层阐明了资本主义文明绝非人类社会发展期盼的终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福祉放置在资本增殖逻辑之上，以此不断深化完善驾驭资本体制机制，在扬弃资本逻辑建构新文明形态指向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新经济正义方面，真正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幻象”的超越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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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大国经济循环:轨迹特征、演进规律与政策启示

张铭慎陆江源

2022, 1(8): 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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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具有不同的国内国际循环特征。本文以国内国际循环关系演进为主线，通过研究主要大型经济体在价值循环、金融循环、空间循环等循环维度中内外循环关系的历史轨迹和特征，分析归纳出国内国际循环关系演进的一般规律。研究认为，循环的主导性体现在比例结构、功能水平、稳健性、控制力等不同层次，国内国际循环关系演进具有阶段性、动态性、时代性的规律，国内国际循环这一对关系运动的总目标从单纯利己向促进互利共赢、最终实现合作多赢转变，呈现出从低级向高级跃迁的趋势。我国应提升国内循环的主导地位，强化科技创新与城市化两大动力，优化国际循环的赋能作用，突出“一带一路”建设和制度型开放以延长我国产业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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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平台数字劳动是生产劳动吗——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的分析

胡莹钟远鸣

2022, 1(8): 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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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平台中数字劳动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提供数字信息通信技术；一类生产数据和信息；一类提供服务。研究数字平台中数字劳动的生产性问题要把握好马克思考察生产劳动三个视角之间的关联性。对于提供数字信息通信技术的数字劳动而言，这类劳动由资本所雇佣，技术成为了商品，因而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对于生产数据和信息的数字劳动而言，这类劳动唯有被资本所雇佣，并把数据和信息加工成数字商品进行售卖才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对于提供服务的数字劳动而言，其中由资本所雇佣并生产可视化的数字服务商品的数字劳动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另一种直接提供服务的数字劳动则不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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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研究

从外循环到双循环：沿海地区经济模式的转型——以苏州地区为例

张晔

2022, 1(8): 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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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沿海地区原有的外循环经济模式难以持续，急需实现经济模式的转型。苏州地区曾经是外循环经济的典型代表，外资和外贸在苏州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面对着外资流入下降甚至撤退的态势，苏州率先走上了内资外资双轮驱动、国际国内市场和资源双循环，以及产业转型和经济模式双转型的发展道路。其中，苏州地方政府对经济模式的转型升级起了决定性的引领作用。地方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共同塑造了苏州的新经济模式。苏州的经验和探索为我国沿海地区经济模式的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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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研究

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来自省域与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刘强李泽锦

2022, 1(8): 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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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入高质量发展指标，构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厘清了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从省域与城市群两个层面进行了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样本期内，省域与城市群两个层面的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均呈现攀升态势，东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程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在作用机制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可显著提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且在内陆省份、“生产型”省份以及人力资本优势省份该作用效果更为显著；产业结构升级对于省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上，对于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上。此外，产业结构升级也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生产要素积累以及促进居民消费升级三种方式间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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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

税制结构竞争优势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与比较分析

李香菊高锡鹏

2022, 1(8): 6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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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税收影响的区域竞争均衡资源配置模型，从主体税种税收占比、税制结构及其竞争优势等视角比较分析税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增加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主体税种税收占比和增强地区间税收竞争能力，主要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和降低资本错配程度间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直接或地区间相对提高直接税比重可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比重提高的关键不在于企业所得税，因为其会显著抑制技术创新效率；税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多维影响具有显著的经济发展程度和产能过剩程度异质性特征；推动经济效率提升主要依赖税收政策的普惠性、针对性和精准性，而结构效应和竞争优势效应扮演重要的辅助调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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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

数字贸易便利化发展的国际趋势和中国实践

李鑫魏姗

2022, 1(8): 7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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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便利化体现了新一代贸易便利化规则的发展趋势。本文梳理了数字贸易便利化发展历程，对比中韩FTA、中澳FTA、CPTPP 和RCEP 文本中的数字贸易便利化相关内容，总结了其8 大主要维度。发现数字贸易便利化相关规则的特征体现在专有条款缺乏、内含数字特点、强调能力建设和国际互联互通4 个层面。尽管在数据安全、跨境监管和规则碎片化等方面数字贸易便利化发展仍面临重大挑战，但信息技术在贸易层面的广泛应用有望缓解这一困境。同时，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和制度型开放的全球趋势也有望推动数字贸易便利化的发展。未来，中国应在国际层面积极推动达成数字贸易便利化相关共识；在区域层面努力强化“一带一路”沿线的数字贸易便利化合作，突出数字贸易便利化的能力建设；在国内层面持续深化数字贸易便利化体制机制改革，开展数字贸易便利化措施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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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问题研究

资本监管、银行规模与小微信贷激励

王俊豪王慧龙怀钢

2022, 1(8): 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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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2013—2018 年我国银行小微信贷数据，考察了资本监管、银行规模与小微信贷的关系。研究表明，大银行能为信息较为完备的小微企业提供更多信贷资金，中小银行在信贷服务中对小微企业的包容性更高。资本监管对不同规模银行小微信贷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和非线性特征，随着银行对资本监管政策适应性的提高，监管压力不断降低，大银行小微信贷呈现出先增后减趋势，中小银行呈现出先减后增趋势。资本监管与中小银行小微信贷的关系，受大银行挤出效应的显著影响。此外，本文还发现金融科技有助于降低资本监管压力对银行小微信贷的影响，对小微信贷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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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

发展生态高值功能农业的理论意蕴与战略实现路径

蒋黎赵其国尹雪斌

2022, 1(8): 9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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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我国发展生态高值功能农业的理论内涵与战略实现路径进行系统研究，对发展生态高值功能农业的理论内涵和基本特征进行阐释，为我国发展生态高值农业提供理论支撑。近年来，在国家有关政策扶持下，我国发展生态高值功能农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高值功能农业的战略实现途径，即通过科学编制发展规划，确立生态高值功能农业的科研主攻领域和方向，建立发展生态高值功能农业的技术推广体系，设立国家生态高值功能农业产业发展的专项基金，建立发展生态高值功能农业的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完善品牌体系建设和建立发展联农带农机制等政策措施，促进“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高值功能农业较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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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

我国粮食进口过度集中的风险化解及策略研究

李天祥许银珊钟钰

2022, 1(8): 10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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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粮食进口量持续扩大的同时，粮食进口品种集中、来源集中、时期集中和方式集中的问题凸显，极大地增添了粮食进口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隐患。从全球范围来看，尽管目前国际粮食禁运风险逐步消退，但仍需高度警惕新环境下粮食进口可供性、出口限制、社会事件、运输中断、垄断控制等流通与供应链断链风险。创造相对稳定的外部市场环境，化解我国粮食进口集中的风险，牢牢把住粮食进口安全的主动权，应着重从以下层面发力：一是要拓展粮食供应渠道来源，构建多元化粮食进口格局；二是要关注区域季节差异，调整粮食进口结构；三是要积极参与全球粮农治理，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四是要加强重要运输通道建设，开辟粮食运输新路线；五是要努力打造大型国际粮商，强化全球粮食供应链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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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与借鉴

国际经济秩序演化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重构研究

凌丹刘悦刘慧岭

2022, 1(8): 1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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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秩序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影响下开始新一轮调整，并在秩序理念、秩序内容、秩序适用范围、秩序质量以及秩序主导权上呈现出新的演化趋势。而国际经济秩序演化下伴随而来的全球生产要素流动变化也将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产生明显冲击，并从产业链联系、地位以及空间布局三方面影响我国产业链重构。我国应顺应国际经济秩序演化新趋势，从打通产业链联系、提升产业链地位、优化产业链空间布局以及营造良好重构环境四方面着手，助推我国制造业产业链重构，不断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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