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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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研究

新质生产力生态内涵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陈智雄

2024, 7(7):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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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内涵体现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与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的高度融合。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从生产过程、自然力、资本逻辑三个层次阐释其生态学意蕴。从生产过程来看，新质生产力内涵着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对立统一。从自然力视角来看，新质生产力内涵着人类文明演进史和生态文明演进史的相辅相成。从资本逻辑来看，新质生产力内涵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生态性的根本否定。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内涵可以从理论、价值、技术、制度四个维度加以阐释。理论维度上，新质生产力体现了习近平生态经济思想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拓展。价值维度上，新质生产力体现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对人民至上理念的关照。技术维度上，新质生产力体现了科学技术对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赋能。制度维度上，新质生产力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资本逻辑的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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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研究

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齐承水

2024, 7(7):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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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时代化表达，其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新质生产力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生态环境保护同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坚持污染防治优先基础上深度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新质生产力以现代绿色技术的融合协作、生产力结构要素的创新联动为基础，在绿色生产关系培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以及国际交往合作的拓展中，推动了绿色技术的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发展清洁能源，不断推动能源技术革命，注重资源的循环集约利用，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推动经济社会的低碳循环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在打造高效生态产业群，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发挥政府、企业与社会各方的合力以及绿色产业法规的完善等方面，积极推动构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为人们绿色消费方式的转变、主体绿色生活空间的拓展以及高品质生活的实现等提供了新动能，从而为人们构建绿色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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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数字资本价值运动全球化扩张逻辑的空间批判——基于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分析

□何爱平 □李清华

2024, 7(7): 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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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本在其价值运动过程中具有向全球范围扩张的鲜明趋势，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描述了资本由一国发展到全球范围的空间扩张过程，为我们分析数字资本全球化扩张逻辑提供了理论基础。资本生产中的价值创造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内在动因；资本流通中的价值实现推动世界市场的不断拓展；资本生产总过程中的价值分配引发并加剧世界市场危机。数字经济时代，在数字资本的国际生产、全球流通以及世界生产总过程中，数字经济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的全球化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分散网络化；加深了“中心—外围 ”的层级性世界交往；重塑了剥夺性积累下的国际数字资源利益格局。由此引起数字资本扩张逻辑下关于数字权力技术根植与数字生命管控、跨国平台垄断资本的加速主义与数字经济危机倾向、逆全球化与财富集中化趋势下的数字帝国主义霸权的空间批判性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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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数智时代劳动的存在特征、发生原因与发展导向——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陈兴山

2024, 7(7): 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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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是当前世界历史的时代方位，数字劳动是当前人类劳动的存在形态。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数字、数据、代码和流量等成为劳动资料。数字劳动资料的赋能使劳动呈现出劳动工具去物化、劳动过程去人化以及劳动产品去实化的存在特质。数智化工具是科技进步、资本逐利、劳动发展以及劳动解放要求的结果。而抛开资本制度层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智化工具的实现使得劳动解放成为可能。谛视数字智能赋能下的劳动，它不啻是一种“人为的 ”创造，更要操持“为人的 ”定向。为此，在发展数字经济之时，要完善数智基础设施，缩小数字鸿沟，共有数字技术；坚持人民立场，制定数智技术红线，共建数字体系；规避数智技术垄断，构建数字公域，共享数字成果。以新时代劳动创新理论指导数智时代的数字劳动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现实任务，决定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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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贷款利率市场化、银行竞争与城市资源错配研究

□陆文力 □卢盛荣

2024, 7(7): 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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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缓解资源错配是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借助2013 年放开贷款利率下限事件，以地区银行竞争程度为处理强度，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贷款利率市场化对城市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贷款利率市场化能够显著缓解城市资源错配，这一政策效应在中部城市、低级别城市和外资依存度较高城市中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放开贷款利率下限有助于增加信贷可得性，缓解信贷结构所有制歧视，促进资本配置趋于合理化；同时能够增进市场竞争，缓解价格扭曲，最终改善城市资源错配。此外，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配合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形成政策合力，进一步降低城市资源错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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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研究

平台经济统一大市场：理论逻辑与实现进路

□钱贵明 □阳镇

2024, 7(7): 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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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大市场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平台经济作为面向数字市场的重要经济形态，是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战略逻辑、竞争逻辑、价值逻辑论述了平台经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理论逻辑，重点剖析了平台经济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的核心要素与主要运行机制，认为互联互通的平台企业、自由流动的双边用户、全面协同的数字产业链供应链、高效贯彻的常态化监管理念是其核心支撑要素，生产端自由流动的资源与生产要素、消费端供给牵引需求与需求引致供给的双元融合、分配端公平与效率兼具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其主要运行机制。当前，构建平台经济统一大市场面临互联互通机制有待强化、数据要素互操作制度尚未建立、常态化监管框架有待进一步完善、政府不当干预与平台发展失衡等难题。深化平台经济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从全面推进平台企业互联互通、有序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逐步推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理念落地、持续强化平台经济反垄断等方面重点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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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研究

全球视域下的互利共赢区域产业链：理论逻辑、关键环节与治理框架

□王俊 □甄马莲 □张鹏清

2024, 7(7): 6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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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产业链扩张动力衰减并加速向区域化转变的背景下，我国积极推动构建互利共赢的区域产业链，为破解全球发展失衡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本文基于传统产业链与互利共赢产业链比较视角，从制度型开放、创新合作机制以及收益分配模式三个层面分析了构建互利共赢区域产业链的理论逻辑；立足于我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以及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成功实践，从规则对接、产业合作以及公共产品供给三方面阐释了构建互利共赢区域产业链的重点环节。最后，从治理机制、治理规则以及治理平台三方面提出建立互利共赢区域产业链的治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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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问题研究

试验性监管能抑制区域金融风险吗——来自“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的证据

□田利辉 □李懿行 □李政

2024, 7(7): 7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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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发展需要平衡创新与监管。本文从柔性监管视角切入，以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 2015—2022 年中小银行数据考察试验性监管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试验性监管能够显著降低以中小银行为主体的区域金融风险，这一影响在资产规模较小、风险水平较高、特许经营权价值较低的农商行样本中更加明显。试点可以通过降低银行不透明度、提升银行经营效率和扩大人才规模来缓解区域金融风险。进一步分析得出，试点能有效约束样本的潜在溢出风险，相较于强制性监管拥有控制事前风险的优势。此外，试验性监管可以加强金融科技对金融创新的助推作用，实现“创新”与“监管”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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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问题研究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稳就业效应研究

□张雪兰 □吴蓉蓉

2024, 7(7): 8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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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就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本文基于2013—2022 年的新三板挂牌企业面板数据，从结构性货币政策定向调控的特征企业视角探究其稳就业效应和作用渠道。研究发现，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企业劳动雇佣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渠道检验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通过导流效应、成本效应和信号效应支持稳就业。当经济处于上行周期、行业竞争程度高、企业竞争地位低和外部融资依赖度更高时，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稳就业效应更强。据此，应进一步充分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精准滴灌和杠杆撬动作用，稳就业、促经济、保民生，助力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顺利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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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

“共享均利”抑或“垄断套利”：基于平台经济中劳动关系的再研究

□苏建宁 □冯喜良 □詹婧

2024, 7(7): 9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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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平台经济垄断化趋向愈加明显，平台经济中的劳动关系呈现出多元性、复杂性与隐蔽性等特征，特别是随着消费者等新主体的加入，平台经济中的劳动关系形成了多边、多行为主体的交互博弈格局。诸多理论与实践表明，平台企业、劳动者与消费者三个行为主体的交互博弈过程并非是“共享均利 ”的和谐共生状态，反而是在平台企业的垄断操控下演变成了平台企业单方的“垄断套利 ”非均衡状态，集中表现为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隐蔽操控—弱势从属”，消费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协同监控—被动服务”，以及平台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精准套利—粘性依存 ”等特征。本文认为，应从国家规制、工会维权以及舆论引导等多个方面协同发力，多措并举推动平台劳动关系回归至“共享均利 ”状态，促进各行为主体间和谐共生、协同共赢，才是今后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治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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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

大农业观视域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设探析

□盛德荣

2024, 7(7): 10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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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现代大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是加快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大农业观 ”是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振兴的思想基础，而“大食物观 ”则是“大农业观 ”的理论前提,组织进化是大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振兴的生成逻辑。这种“进化 ”源于生产经营组织在协调资源、激活经营动力、优化要素配置等方面的实践需要。对农业生产经营时间限制（季节性）和空间限制（土地依赖）的突破，是大农业产生的内在驱动力。可见，大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不是指组织规模“大”，而是指其在构建农业生产经营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等方面具有“大 ”业域、“大 ”渗透、“大 ”作用；它是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农业产业振兴的可靠保障。从现实生产经营运行来看，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组织，“三社一会”（合作社、信用社、供销社、科技或同业协会）为个体农户全面融入“大农业 ”生产经营提供了契机，是在细碎化小农生产经营旧态中开创新局面、推进乡村组织振兴和产业振兴的可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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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

从外出打工到返乡创业:新一轮农地确权的影响及其证据

□许金海 □胡新艳 □陈卓

2024, 7(7): 11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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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立足于中国农村独特的农地制度改革背景，发掘创业行为背后的产权制度根源。基于 2016—2018 年广东省阳山县4449 户农户家庭全部成员就业创业信息的面板数据，利用广义 DID 模型细致评估了农地确权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地确权显著拓展了农户的县域创业空间,这主要是激励了农村政治与经济两类精英家庭的创业行为；而文化精英家庭的潜在创业空间因资金缺乏而有待释放。（2）农地确权主要通过发挥市场在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优化当地营商环境来吸引农村精英返乡创业。而且，农地确权并不显著影响县域创业行为的生存周期，表明其创业效应不带有政府强推的“运动式 ”特征。（3）农地确权改革激发的创业活动有显著的就业带动效应，且“差序格局 ”特征明显。文章结论揭示了农村地区创业所蕴含的地权改革作用逻辑，是农户从“外出打工”向“返乡创业”生计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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