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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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

习近平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

□吴迪曼 □王晨昕

2025, 6(6):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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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经济全球化深度调整带来的新挑战，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产业安全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建设的宝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论述。该论述从战略定位、路径方法、全球视野三个纲领性层级入手，系统阐明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核心要义涵盖“六论”，即大国经济必备特征论、构建新发展格局支柱论、把握未来发展态势论、多方位筑牢安全屏障论、科技创新引领升级论、全球治理维护稳定论。就其原创性理论贡献而言，这一重要论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野，深化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与针对性，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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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空间修复、关税转向与经济韧性构建——美国全球关税浪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方达

2025, 6(6):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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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起的全球关税浪潮本质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危机下资本主义矛盾转嫁的制度性反应。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揭示了关税工具从市场调节器向政治暴力工具转向的逻辑。当资本主义空间修复因地理扩张极限、资本流动失衡与利润率衰减而失效时，垄断资本通过关税武器重构全球剥削体系，意在深化“中心国矛盾转嫁—边缘国价值虹吸 ”的世界经济体制。然而，这种转向非但未能缓解危机，反而通过三重机制激化了美国经济的系统性矛盾：国内再生产的“生产—消费 ”失衡、上层建筑的“资本—国家 ”对立、国际秩序中的“核心—边缘 ”冲突，最终暴露资本主义制度自我修复能力的根本局限。面对美国的关税浪潮挑衅，中国的制度实践为超越空间修复困境提供了新范式：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时间韧性”，打破技术依附与积累周期锁定；依托双循环格局塑造“空间韧性”，以超大规模市场与平等合作重构全球价值链。这种“时间—空间 ”双重维度的战略选择，既克服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剥削逻辑，又超越了保护主义的孤立倾向，实现了 “生产力革命—制度创新—治理重构”的协同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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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库兹涅茨假说”的再审视——为什么美国的收入差距还在持续扩大？

□张国胜 □李宛

2025, 6(6): 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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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假说 ”描述的是一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倒U 型 ”曲线特征。重新回顾这一假说的研究过程可以发现，其结论建立在精巧设计的假定前提以及精心选择的实证数据的基础之上。本文采用同样的假定前提与研究方法，发现 1910—2022 年间美国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假说 ”中的逐步收敛，反而呈现出持续扩张的发展趋势。究其原因，“库兹涅茨假说 ”在假定前提方面“简化 ”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数据跨度的选择又刚好位于资本主义国家强制性解决经济危机、主动修复生产关系的特定历史时期，因此才会出现收入不平等的逐步弱化。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等制度设计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收入不平等的逐步弱化只是“昙花一现 ”的结果，最终都会出现持续加剧的发展趋势，这也是美国的收入差距还在持续扩张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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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人工智能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和影响

□宋一淼 □王成章 □郑敏

2025, 6(6): 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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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中国职业的量化特征，采用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从多个角度研究人工智能发展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潜在影响，并通过构建劳动力市场职业转型指数，给出劳动力的职业转型路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系统性冲击，显著加剧职业的被替代风险。随着新应用的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职业面临被替代的威胁。尤其是在职业总量保持不变的背景下，高、中被替代概率的职业数量明显增加，低被替代概率的职业数量显著减少，进一步凸显了人工智能对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替代风险。这意味着劳动力在职业生涯中将面临职业转型的挑战，而不同职业从业者的转型路径呈现出异质性特征，或者在职业大类内部从高风险职业转型到低风险职业，或者跨职业大类转型到其他职业大类中的低风险职业。面对这一形势，政府部门应充分考虑职业的被替代风险及职业转型路径的异质性，制定个性化的指导政策，以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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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

□丁涵浩 □葛扬 □余晋晶

2025, 6(6): 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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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质生产力应聚焦科技创新、要素配置和发展范式三个方面，需要通过制度革新发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发挥“两个毫不动摇 ”守正优势，推动科技创新“从0 到 N ”转变，保证了生产要素的平等获取和使用，并为发展范式革新提供了多元主体。贯彻“共同富裕 ”目标优势，将分配因素纳入新质生产力发展考量，发挥初次分配在供给端的收入激励作用以及三次分配在需求端的差距弥合作用。落实“放得活 ”和“管得住 ”结合优势，以“放得活 ”的市场体制提升新质生产力培育效率，并以“管得住 ”的政府干预畅通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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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

全球贸易秩序重构背景下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响应与实施路径

□陈尧 □郑志强

2025, 6(6): 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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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贸秩序重构与制度竞争深化的双重变局中，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应对国际经贸规则博弈、强化国内经济韧性的战略性举措。本文立足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宏观视角，指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三重演进逻辑：本质是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冲全球需求收缩的系统性方案，内核是通过要素重构与产业链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深层指向是以规则创新实现从国际规则被动接轨者向全球治理主动塑造者的角色转换。当前实践面临区域壁垒、地方保护主义等内生性制度分割，叠加国际技术标准联盟与绿色壁垒的外部合规压力。对此，须构建“制度—产业 —规则 ”协同框架：纵向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行政性市场分割；横向强化产业链韧性布局与数字基建联通，激活国内大循环效能；外向通过制度创新外溢与规则衔接机制，增强全球经贸议程设置能力，以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应对全球新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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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研究

转移与转型：中国制造业空间布局的变迁

□程芸倩 □孙久文 □陈强远

2025, 6(6): 6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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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制造业空间布局是中国现阶段应对国内外经贸格局和产业分工加速变革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就业规模、区位变化和新兴企业进入等多源数据，探讨中国制造业空间布局的转移和转型过程。研究发现：（1）空间布局上，2003—2023 年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就业规模由增长转为下降，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则通过承接制造业转移延缓了制造业就业的下降趋势；（2）转移方向上，中国制造业存在“内迁 ”与“回流 ”并存的双向转移模式，一方面产业链集群式内迁成为产业转移的主要模式，另一方面特定行业的制造业企业由中西部向沿海地区反向回流；（3）结构转型上，承接区域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转移区域通过“腾笼换鸟 ”向产业链高端环节跃迁，区域间关系从“单向支援 ”逐步演变为“分工合作”。本文将为了解新一轮国内制造业产业转移趋势和未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经验依据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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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研究

超大规模市场与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基于长三角扩容政策的证据

□罗双成 □刘建江 □张鹏

2025, 6(6): 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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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临技术封锁、“卡脖子 ”严峻外部环境下，依靠内需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是实现产业链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的关键。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探讨超大规模市场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并结合长三角扩容政策构建多期 DID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超大规模市场显著促进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长三角扩容政策实施后比实施前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了 10. 1%。（2）机制分析表明，超大规模市场不仅通过分工效应推动创新资源集聚、产业协同集聚和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还通过竞争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推动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3）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发展对超大规模市场促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具有调节效应，数字经济发展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都有利于超大规模市场发挥促进技术突破的作用。本文对关键核心领域技术突破路径以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战略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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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研究

大国多层次市场需求助推培育国际竞争优势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范冬梅 □钱学锋 □黄汉民

2025, 6(6): 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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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需求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挖掘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高质量多层次的消费格局与秩序来牵引供给，提高国内大循环效率，是“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仅仅表现为庞大的市场消费规模，还体现在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多样化所衍生的多层次市场需求结构。多层次市场需求带来的多样化、阶梯式的“接力棒 ”消费格局，可以为创新产品提供超前的“试验土壤 ”与持续性的市场规模，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培育大国市场制度优势。因此，应当持续深化需求侧与供给侧改革，促进供需匹配，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升企业“双循环”经营能力，夯实制度保障效能，以发挥国内多层次市场需求在培育出口竞争优势方面的独特优势和功能，助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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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问题研究

监管政策不确定性、银行监管规避与脱实向虚

□张勇 □陈嘉敏 □李铭杰

2025, 6(6): 9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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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影子银行业务、遏制银行资金脱实向虚一直是我国金融监管政策实施的重要任务。本文试图探讨监管政策不确定性诱发银行监管规避、脱实向虚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监管政策不确定性会诱发银行监管规避、脱实向虚，并会引致银行流动性创造呈现存贷业务收缩和影子银行业务扩张的分化趋势。从作用渠道来看，监管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抑制银行信心和降低监管力度渠道来发挥作用。从经济后果来看，监管政策不确定性还会短期内加剧银行收益波动和破产风险。从协同治理机制来看，国有金融资本控股、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打破同业刚性兑付等改革政策有助于缓解监管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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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

超大规模人口视角下中国式农业技术现代化探微

□解安 □邵景润

2025, 6(6): 10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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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也是剖析中国式农业技术现代化道路的初始性视角。就机遇而言，超大规模人口通过数量、质量、结构的框架带来了规模巨大的食物市场、深厚的人力资本存量、众多的小农，它们为农业技术的需求、供给和流通提供了有益激励；就挑战而言，人口的超大规模性衍生了超复杂性，造成小农劣势的累加、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巨大的社会治理压力，从而阻碍了农业技术进步。同时存在的正向与负向影响构成了人口规模与技术进步关系的“一体两面”。推动中国式农业技术现代化的未来实践，需要把握农业技术的经济性与生态性、多元性与公共性、先进性与适用性，提高小农与人才的组织化程度，实现人口消解效应的二阶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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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

化解主产区粮食保障与经济发展两难矛盾——粮食产销区横向利益补偿视角

□潘文轩

2025, 6(6): 11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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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主产区长期面临粮食保障与经济发展两难矛盾，主要症结在于承担超额粮食生产任务的比较利益损失以及粮食产业链发展的不充分。主产区利益补偿是化解主产区“两难矛盾 ”的重要途径，但仅依靠现有的中央纵向利益补偿“独木难支”，产销区横向利益补偿的作用不可或缺。产销区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有助于主产区实现粮食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该机制能通过财政收入增加效应、粮食产业壮大效应、非粮产业发展效应和超额粮食生产减压效应，有效弥补主产区超额粮食生产的比较利益损失、促进主产区地方经济发展。此外还能通过粮食生产激励效应和粮食生产能力提升效应，提高主产区粮食保障能力。今后，要对照粮食生产发展和经济实力增强双重目标要求，总结以往地方相关实践探索经验，以建立健全产销区横向资金补偿机制、深化产销区粮食产销合作及利益联结为着力点，加快构建产销区横向利益补偿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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