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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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人文经济学视角的市场道德规范建设

□洪银兴

2025, 8(8):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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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济学中的人文，不仅仅是指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人文学科，还应该包括价值观、道德观。促进经济发展的道德规范在人文经济学中有着重要地位。市场经济涉及义和利两个方面。义就是市场经济中经济行为人的社会责任及道德规范，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道德规范建设就是要培育诚实守信的契约精神。道德规范建设的意义是使产权观念、诚实守信等规范成为自觉的行为，从而降低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合同、产权制度、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是否可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道德、习俗之类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现代经济中，需要建设能够克服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形成共同遵守的文化，从而以这种文化化人。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与人文相互促进的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要义。道德规范建设涉及市场、企业、政府等多个层面和维度。数字技术和平台为道德规范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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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金融算法风险及其应对——基于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考察

□侯可欣

2025, 8(8):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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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非正义性贯穿于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全过程，而只有社会主义方能实现技术的合理运用和经济正义。随着工业资本主义转为数字资本主义，金融算法技术在资本逻辑裹挟中遭到扭曲，滋生“算法黑箱 ”“算法歧视 ”“算法共谋 ”和“算法绑架 ”四重风险。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金融算法风险，源于技术的资本化运作与资本的技术化运作的相互作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非正义性在当代的延续。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对金融算法风险进行有效治理，关键在于推动先进技术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窠臼，以优越制度掌握技术发展逻辑的根本转向，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并推进协同治理。唯有如此，方能在数字时代推进社会经济的正义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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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

习近平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创新性贡献

□常璇

2025, 8(8): 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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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观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形势和实践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的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观做出了创新性贡献。主要体现在：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 ”新范畴，赋予其丰富的时代内涵；定位“优先发展”，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价值；锚定“建设农业强国”，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明确了新目标；坚持党对“三农 ”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立了新原则；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推进农业现代化谋划了新举措；突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和“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为推进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新方向；聚焦“培育高素质农民 ”和“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推进农民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这些理论创新不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观，也为我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提供了前瞻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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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人工智能、机会窗口与新质生产力

□谢富胜 □刘泽元 □邓可为

2025, 8(8): 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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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为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赶超创造了历史性机遇。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三重跃迁，这为把握历史机遇提供了系统支撑。劳动者跃迁体现在人才差异化、推进知识生产与技术转化；劳动资料跃迁体现在设备智能化、发挥“数据×算法×算力”的乘数效应、构建技术扩散路径；劳动对象跃迁体现在建模数字化、形成虚实映射空间，三者共同形成“技术突破—组织变革—制度适配”的闭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培育数智化产业生态系统、更新人才培养体系、把握人工智能技术革命窗口，为全球南方国家打破新技术依附困境提供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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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纬

中国服务业新质化的理论阐释、水平测度与时空演进

□白雪洁 □艾阳 □李琳 □宋培

2025, 8(8): 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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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新质化本质上体现为技术知识要素驱动下服务业生产力质态跃迁与生产关系适应性再塑的价值重构过程，通过逆向制造赋能、需求驱动创新、生态网络协同及价值链位置突破四种外延表征，推动经济系统从传统工业范式向“服务定义制造、需求驱动创新、生态创造价值 ”转型。本文构建包含服务业技术创新、知识积累、品质升级、业态变革和经济贡献五大维度的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不同地区服务业新质化发展水平，并采用多种方法探究其时序变化趋势、区域分异特征和动态演进规律。研究发现：2011—2023 年中国服务业新质化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具有“多极引领—路径分化—短板制约 ”特征；差异化博弈和要素虹吸效应可能是造成省份间发展差异的原因，2017 年起七大区域间发展水平分异程度逐步扩大，其中区域间差异是主要驱动因素；各区域服务业新质化发展存在路径异质性和增长收敛性，同时受到“高阶区域梯度固化 ”和“低阶区域有限跃迁”的双重限制，未来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的非均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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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

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时代需求、作用机理与制度安排

□翟绪权

2025, 8(8): 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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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中之重。时代需求是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的内生动力，这表现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需要创新生产组织形式，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需要强化动力源泉，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实现国产替代。国有企业原始创新锚定关键核心技术的革命性突破，遵循“夯实基础—强化动能—构筑支撑— 创造牵引 ”的作用机理，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强化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的主导地位必须健全制度安排，以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在着力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的同时，全面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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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

“谷子经济”的崛起逻辑与促进消费的机制研究

□杨春

2025, 8(8): 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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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深度融合正逐渐成为未来消费市场发展的主导趋势。依据政治经济学、符号消费与情感经济理论，采用跨学科研究的研究范式，剖析数字时代一种独特的新经济模式 “谷子经济 ”的崛起逻辑和促进消费的机制。研究发现，以Z 世代为主力消费群体、文化内容广泛衍生、品牌融合创新、产业链充分延展及市场迅猛增长是“谷子经济 ”的核心特征，经济模式的崛起基于真实与虚拟交汇、消费情感化、数字化传播及多元文化融合四大要素。通过激发情感共鸣、强化社交属性、推动跨界合作及技术创新等机制的耦合效应，谷子经济拓展了消费市场新空间。“谷子经济 ”同样面临着版权保护难题及产品质量不一等挑战，建议通过强化版权保护，建立健全质量监控体系等途径有效应对上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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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问题研究

金融新质生产力赋能金融强国：内在动力、根本特征与实现路径

□何英 □华桂宏

2025, 8(8): 7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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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金融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主导，以数字技术为重要支撑，以要素品质及其组合的突破性升级为基本内涵的先进生产力。金融新质生产力在要素层面以掌握新颠覆性技术的新型劳动者、数据等新型劳动对象、智能设备等新型劳动资料作为生产力升级的新动能，在模式层面以数据资产化、渠道线上化、流程智能化形成生产力释放的新载体，在产业层面以新产业构成、新产业结构、新产业布局构建生产力拓展的新格局，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内在动力。金融新质生产力具备高质量、高品质、高质效的特征，构成其赋能金融强国的根本特征。因此，为构建相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需要完善金融法律框架和监管体系，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强化资本市场投资功能，促进金融高水平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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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问题研究

美国加密货币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刘皓琰

2025, 8(8): 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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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加密货币的高度支持是“特朗普新政 ”的重要内容之一，这进一步升级了加密货币问世以来美国相对开放的态度。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加密货币在行使货币职能时存在天然缺陷，这让美国的选择看起来有违理性。事实上，美国推行加密货币并非因为其是当前或未来一种更优的货币选择，而是出于美国日益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考量。近年来美国在科技和货币两大领域的优势逐渐衰落，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风险压力日增，故而希望通过加密货币达到拉动资本回流、维系美元霸权等目的。尽管美国的这一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但其加密货币政策对我国短期内带来的潜在风险也要高度重视。必须进一步提升针对加密货币的监管水平与竞争能力，为金融安全与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创造更加积极稳健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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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研究

以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逻辑、重要抓手与实现路径

□高洪玮 □严冠

2025, 8(8): 9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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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对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一项系统工程，立足创新生态理论，以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包含创新机制、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范式以及创新路径五个方面重要抓手。当前，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组织实施机制、体系化协同化攻关能力、高端创新要素支撑、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双轮驱动、技术成果转化路径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制约。未来，应从完善重大科技项目组织实施机制、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和产学研协同攻关、健全高端创新要素支撑机制、强化基础研究和开放创新能力、优化成果转化体系与技术应用生态着力，加快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科技现代化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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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研究

政府引导型新兴产业发展：理论框架、国际比较与中国路径

□胡晓涛

2025, 8(8): 10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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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新兴产业发展各阶段特征与核心矛盾，提出“基础创新期—应用探索期—规模扩张期—市场成熟期 ”四阶段的理论框架，系统解构不同阶段的技术特征、要素需求与政府角色定位，揭示政府干预的动态适配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对“合肥模式 ”和“杭州模式 ”给出一致性解释。基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凭借全周期政策协同实现弯道超车，而美日欧因技术路线误判或政策波动导致阶段性发展迟滞。本文研究指出，政府引导新兴产业的核心优势在于以动态适配的要素和制度供给破除产业发展各阶段面临的核心困境，而弊端主要源于过度干预、政策短视和制度僵化。基于此，政府需以制度支撑体系破解要素流动壁垒，以科技基础设施强化生态赋能，构建“要素供给—风险共担—生态治理”的政府引导产业发展中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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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

中国特色农业强国：显著特征、实践进路与世界意义

□何华征

2025, 8(8): 1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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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强国必须立足世情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深入领会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农业强国建设，要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强国的显著特征和优势。人本农业、人文农业、社会主义农业、新质农业、自主农业、开放农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强国的根本立场、价值指向、制度优势、发展理念和实现路径。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强国建设，需要强化新型举国体制下的“政府 ”和“市场 ”双轮驱动，坚持战略协同布局中的“守正 ”和 “创新 ”两大原则，把握农业空间拓展中的“上天 ”和“入地 ”两个方向，在资源约束背景下聚焦“突围 ”和“引流 ”两大举措，在产业融合趋势中采取“联结 ”和“平衡 ”两个策略，在发展格局变化中利用 “ 国际 ”和“国内 ”两大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强国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一是超越了西方“人口负担论 ”的现代化适配机制；二是打破了“中心-边缘 ”的西方科技霸权体系；三是重构了全球粮食保障供给体系；四是开创了“非依附性发展”的经典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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