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发展，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进入了新阶段：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入 iPhone时刻，互联网企业经营重心加速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传统企业开始利用自身行业优势发力产业互联网建设，乃至国家间开始将竞争策略延伸至数字技术领域。与此同时，也存在数据隔离现象日益突出、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亟待实现、企业数字化程度不平衡以及劳动者面临失业风险等现实挑战。针对上述挑战，为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抢占全球发展先机，应着力打破数据孤岛，深度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发挥体制优势，全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关注中小企业，多措并举帮扶数字化转型；完善人才培养，降低数实融合的就业冲击；拓展国际合作，构建互利共赢的新规则。

本文聚焦新时代十年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阶段，总结回顾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历程，评估中国高质量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并展望新征程上深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新时代十年，中国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主动适应新常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十年间，科技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作用显著增强，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不断缩小，绿色低碳发展步履坚实，对外开放实现规模质量双提升，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中国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统筹区域战略体系、全面推动绿色发展、提高人才队伍质量。

货币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论域中至少具有四重意涵。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在商品交换者之间充当了相互联系的社会中介。作为权力象征的货币，凭借交换价值的形式确证了货币占有者的社会权力，在资本语境中建构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关系。作为拜物教偶像的货币，以物的形态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形塑了承载意识形态的货币拜物教。作为增殖生息的货币，依靠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在借贷过程中营造了自动生息的财富泡影。揭示马克思货币概念的四重意涵，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和树立科学的货币观，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基于2005—2019年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方法研究了房地产投资对其他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房地产投资对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同时存在显著的带动效应和挤出效应，并且挤出效应占主导地位。从时空特征上看，房地产投资对其他实际固定资产投资的带动效应逐步增强，净负向效应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西部地区城市房地产投资的净负向效应最大，东部地区城市的净负向效应最小。土地供给减少强化了房地产投资对其他固定资产投资的挤出效应，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有利于减小房地产投资对其他固定资产投资的挤出效应。据此建议，应当合理优化投资结构，更好地发挥土地供给和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科学引导房地产投资与其他投资的协调配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深刻把握我国城乡关系的时代特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充分借鉴吸收西方社会有益成果，围绕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原则、目标、路径、保障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原创性引领性论述，形成了全面系统、深邃科学的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丰富和升华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处理城乡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配第-克拉克定理”不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宝典法则，而是一个悖论。从经验数据来看，伴随着产业结构转型为以第三产业为主，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面临着产业畸形化、虚拟化、危机频发、增长乏力等问题；从理论视角来看，“配第-克拉克定理”错误地理解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生产力与保护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利用市场经济的弊端以及有为政府职责的缺失发生作用的结果。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发展方向的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国家不是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中转站，工业化没有尽头，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伪命题，必须坚持工业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确保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调整中不断开拓创新的现代化。本文在阐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回溯我国现代化的萌芽、探索、推进和新道路完善，呈现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共同富裕的时代意蕴，从而系统提炼了其中的独特优势。从把握根本方向与凝聚磅礴伟力的“党的领导优势”，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传承优势”，从改革开放建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筹协调，以及以“人民至上”取代了“资本至上”，坚持人民立场，秉持和平发展理念。这些优势既是过往历程中的经验总结，更是未来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将为人类实现共同富裕现代化提供新选择。

在智能技术逐渐融入企业生产的大背景下，产业如何演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产业演进路径拓展到产业间，利用城市样本数据检验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产业协同集聚。研究显示：人工智能与产业协同集聚呈现U型关系，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人工智能通过人力资本与技术溢出对产业协同集聚产生影响。时间、空间与结构差异均会改变人工智能的作用效果，即产业协同集聚效应依赖于智能政策文件的出台、地理区位的改变和协同集聚的维度。从经济后果来看，人工智能应用引发的产业协同集聚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数量的提升，而且有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本文研究既拓宽了人工智能的作用领域，又为通过智能手段实现产业协同集聚提供有益参考。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农业强国建设既包括农业生产力发展，又包括农业生产关系变革，旨在实现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最终构建起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现代农业发展体系。农业强国建设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密切相关。为高质量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应当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加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农业绿色发展全过程转型，大力发展生态低碳现代农业；重塑农业生产经营微观主体，促进小农户和农业强国建设有机衔接；培育壮大农业全产业链，提升农业产业韧性和竞争力。

新时期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必须立足实践探寻其科学发展路径和高效运行机制。本文基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的现实背景，梳理发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仍然面临基础薄弱、目标偏离和运营低效“三重困境”。其次，结合经济增长理论、社会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产权理论，剖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三重困境”的逻辑根源，推演破解“三重困境”的理论假说。然后，运用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滕头村实施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造”的实践案例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研究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造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方向；按照“设立企业法人—村企功能分离—治理机制调整”的思路重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建立混合所有制经营实体，能够有效破解“三重困境”，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的研究成果能够为新时期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供理论支撑和路径借鉴。

近几十年来，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系统性特色的宏观经济发展、运行和调控之路，提出并展开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政策实践。我国不断寻求突破凯恩斯主义等传统理论框架，推动从宏观经济调控走向宏观经济治理，坚持长短期兼容、供需动态平衡、宏微观协调，强调总量调控与结构优化、周期内平衡与跨周期统筹、流量稳定与存量迭代、势能激活与动能畅通之间的一致性和协同性，就实施财政、货币政策的思路和方式及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搭配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性探索。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思想、战略和实践已不单是宏观经济学的创新成果，而是汇入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潮流，构成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能够有力配合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各项任务。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克服“生产率悖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1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创新策略选择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导致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 U型关系的内生性根源，转型初期，数字化会降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导致“生产率悖论”。拓展分析表明，较高的专业化和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及早摆脱“生产率悖论”区间，而当资本密集度过高或过低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递减性更加显著。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创新策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强化专业化分工、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至关重要。

文章从投资者预期决策视角构建理论模型，以2001—2021年122个经济体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全球不确定性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全球不确定性上升降低了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且持续时间较长；（2）国内不确定性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未造成显著影响；（3）一国金融发展水平以及以出口为代表的贸易开放程度可以缓解全球不确定性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负面影响；（4）异质性分析表明，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高国内信贷水平可以降低全球不确定性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负面影响。所以，旨在降低全球不确定性的政策可以促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一国也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扩大出口、加大资本账户开放等措施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抓手。本文使用熵权法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和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结合2013—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考察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1）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阻碍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2）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是通过扩大机会不平等、降低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的途径影响了共同富裕；（3）经济发展程度、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对共同富裕的负面影响越明显。为此，政府需要因地制宜，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以夯实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构建物化技术进步的农业生产函数，探究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运用 1978—2020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检验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产业集聚机制。研究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呈上升趋势，并趋向于完全由农业资本存量变动主导；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存在最优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及其决定的最优农业经济增长路径；现实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与最优农业资本有机构成还存在明显差距，提升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仍有可观空间；在中部地区、平原丘陵地区、农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地区、非粮食主产区、农业经济规模或农业资本存量较高地区，提高农业资本有机构成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升农业产业集聚水平有利于增强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并不会显著改变两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特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深入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定位上，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是对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继承和拓展。在内涵上，经历了1.0阶段的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效率提升,2.0阶段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三大变革以及3.0阶段的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高质量发展还进一步体现在生产力高度发达、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及以人民为中心三个方面。在路径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此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高标准市场经济制度，关键是完善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不只是保护所有权，还要保护产权结构中分割和分离出的各种产权权益。其意义在于激发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强化产权激励功能，促进资产在流转中提高效率,支持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市场准入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有市场可入；二是进入市场无限制，既无市场垄断，也无行政垄断，还没有所有制歧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关键在于竞争有序，不能让机会主义行为在无序竞争中获利。反市场垄断不是简单反对垄断组织的形成,而是需要反对垄断性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所实施的各种阻碍竞争的垄断行为以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完善社会信用制度主要涉及制度性信用和道德性信用，两者相辅相成，两者的结合就是社会信用体系。完善社会信用治理制度，尤其是金融监管，不仅需要宏观审慎，还需要微观审慎。社会信用制度建设需要利用数字经济条件下的技术手段。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以系统性思维，科学回答了什么是新型城镇化，如何实现新型城镇化等问题。从价值追求看，新型城镇化建设定位于“以人为核心”；从现代化发展进程看，“四化同步”“优化布局”与“生态文明”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从城乡关系看，城乡融合的新格局可赋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从文化传承看，新型城镇化建设应汲取城镇历史文化底蕴；从精神文明看，须以城市精神引领新型城镇化建设；从制度保障看，完善户籍、土地和公共服务制度，系统性兜底新型城镇化建设。

金融制度型开放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战略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金融开放的配套机制渐成雏形、自主开放与协定开放并行、积极对标国际规制要求、探索采用国际高标准管理模式、金融标准双向突破，但也面临着国际金融治理领域中的“中心-外围”困境、对标高标准规则不彻底、国内金融法规滞后于国际规制要求、落实国际通行管理上不到位以及金融标准“走出去”缓慢等挑战。因此，下一步推进金融制度性开放，需要根据国际文本要求整合金融开放规则,完善金融专门立法并与规制类开放有效衔接,完善金融开放中的具体管理措施,加大吸收国际先进标准和推出国内重点标准“走出去”并重以及做好金融风险防范。

当前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不足的主要症结集中在居民消费需要发展不足和居民消费效能不足，究其原因则是当前我国消费不足治理单纯追求市场供求平衡而脱离人的发展。也就是说，消费扩大未能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满足程度，未能有效促进人的发展。因此，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关键在于强化需求导向机制及其运行，以人的发展统摄消费发展、生产发展。具体而言，以促进人的发展为运行目标，以培育消费者为运行动力，以消费力结构提升为运行调节，以构建需求导向机制为运行逻辑，以个体治理为运行方式，以提高消费效能为运行评价。这样，生产发展、消费发展、人的发展内在衔接与统一，通过人的发展为国内大循环提供强大内生动力。

基于技术控制、责任自治、制造同意的差异化管理策略，劳动过程理论经典作家构建了技术变迁背景下的劳动控制策略理论研究框架。本文在劳动过程理论视阈下，基于劳动控制策略研究框架，以短视频社交平台的劳动过程为例，考察平台的“算法控制、众包生产和制造同意”的劳动控制策略及其对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的作用影响。研究发现：平台通过“千人千面”的内容分发算法和内容质量评估算法深化了对劳动过程的技术控制，单边决定平台利益分配格局，损害劳动者的经济权益；平台众包生产策略将弹性雇佣模式下的劳动关系置换为责任自治下的劳务合作模式，平台规避了企业社会保障责任，弱化了劳动者的社保权益；平台通过展示“赶超游戏”中头部主播的成功范式和示范效应，制造普通主播的“过度劳动”同意，损害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面对当前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的变化与挑战，现行的法律法规、劳动权益保障制度存在着应对不足与制度效力受限的问题，应构建零工劳动者多元协作治理对策以解决上述现实问题：健全法律法规制度，补齐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提升治理主体效能，完善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机制；促进社会共建共治，优化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

本文以2011年和2016年中国“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两批试点为研究对象，利用2007—2020年间的29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从城市层面上研究科技与金融结合对区域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整体上来看，推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可以明显地提高试点区域的创新水平，这个结论在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以及一系列其他可能会对估算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之后，仍然是正确的；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推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对于中国东部和中部的创新影响较大，而对于西部的创新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析检验了金融科技是否能够强化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完美契合了科技金融为科技进行融资的特征，通过缓解金融资源错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筛选优质科创企业、推动信用社会建设来强化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从而促进地区创新。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国区域创新政策制定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现阶段，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着城镇化增速趋于放缓而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分化趋于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的相对数下降但绝对数持续攀升，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距和劳动生产率差距仍然显著，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收入分化持续趋强等新的实践背景。立足于这些实践背景，中国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思路和方案的创新，城乡连续体理论具有启发意义。该理论存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先验性”“范畴界定的统一性”和“分布形态的均匀性”三大隐含假设，这些假设与中国的发展实践并不一致，因此需要探究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连续体框架。中国本土化语境下的城乡连续体是一个具有空间扩展与结构多维特征的“复合体”。人口、土地与产业在城乡之间、乡村内部和城市之间这三大场域均具有连续体特征。从这一分析框架出发，新征程上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应将顶层统筹与主体能动相结合，着力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加速化、社会公共产品均等化、地方实践路径差异化、微观主体选择扩展化、城乡空间格局融合化。

民营经济是我国课税的最大基础与纳税贡献的最大主体。当前，伴随着宏观税负的持续下降，民营经济发展困境改善未见起色，税费与民营经济发展呈现“双升双降之谜”。对此，本文结合减税降费的现实特征与政策实践，从竞争机制、信号机制、协同机制3个维度，为减税降费提振民营经济发展效应减弱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旗帜鲜明地提出优化调整减税降费结构的基本思路是要为大型民营企业减负。进一步，本文以“四个面向”为通过减税降费提升民营经济发展质量提供有针对性的实施路径与政策建议。

第四次科技革命背景下形成的工业智能化方兴未艾、影响持续加深。基于对经济学视角的辨析，工业智能化本身并不能扮演“垄断趋势”的终结者，无法自发促成市场竞争。因此，分析工业智能化的机制特征，针对采用智能化技术的决策进行经济分析。通过经济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具有赋能属性，并对相关产业的赋能在开发和应用过程中不断增强，从而具备提高产业技术水平的潜力。基于典型事实分析表明，工业智能化的发展存在路径依赖性，不难预见工业智能化的发展具有自我强化的垄断趋势。本研究为政府推动工业智能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解释，中国与美国均具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大国竞争合作中拥有相匹配的战略能力，将引领和主导全球工业智能化的发展。

本文以口粮自给率为评判标准，分析了2019年中国省域口粮安全水平的差异现状，进而提出了三大区域口粮绝对安全责任共担的角色定位和推进路径。研究结果表明：2019年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口粮自给率分别为 158.84%、66.46%和 41.35%，其粮食安全责任共担的角色定位分别为维护国家口粮绝对安全的主体责任、维护口粮供求缺口不扩大的稳定责任以及维持必要口粮供给的底线责任。推进三大区域粮食安全责任共担的路径是：立足主产区因地制宜构建水稻和小麦产业带，推进重点区域耕地修复与治理及高标准农田建设，构建优质稻麦产供销一体化产业链，加大政策扶持和经济补偿；促进产销平衡区经济发展，建设粮食物流体系以增强口粮带调入能力，推进林草资源综合利用，强化耕地“非粮化”监控；压实主销区口粮播种面积和自给底线，强化其对主产区的经济补偿，增加口粮储备和食物供给多样性。

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现代化驱动发展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 的发展状况，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质量互变，以物 质现代化为基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 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它能够以科技现代化这个 “ 关键所在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它能够以“首要任务 ”驱动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质生产力也是为美好生活服务的生产力，它与中国式现代化拥有人民 至上的共同价值驱动力，而以新型发展方式和新发展格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则在深层逻辑上成 为二者内在的发展趋势、价值驱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充分激活和挖掘中国式现代化的 发展潜力。

平台经济下垄断、竞争与创新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复杂，在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的推动下，平台企业的垄断-竞争-垄断周期更短，相应的治理方式也更具挑战性。平台经济下的垄断是一种竞争性垄断，是多维理论视角下的一种市场结构状态、过程与能力，是资本、技术、数据等多种生产要素积累、集中而形成的垄断过程，是一种具有高垄断性、高竞争性、高创新性的一种新的市场结构，是依托平台这一新的产业组织模式和数字技术优势而形成的竞争性、动态性、生态性的垄断能力。对平台经济中的垄断、竞争与创新问题，应坚持多元协同、包容创新、审慎监管的治理原则。应充分考虑平台企业垄断行为的复杂性和隐蔽性，结合市场环境进行适度干预，以数字化赋能快速响应新问题、新矛盾，兼顾治理风险与产业效率。

本文系统地阐述共同富裕的富裕、共享、可持续逻辑，科学构建共同富裕指标评价体系，利用熵权TOQSIS法测算2010—2020年中国共同富裕事实格局，分析其动态演进规律、区域差异来源及主要障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整体上呈现出不断提升的演进趋势，区域间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格局。各省份之间共同富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领先省份占少数而落后省份占多数。东部地区呈现绝对差异扩大的趋势，中西部地区有绝对差异缩小的趋势。（2）中国共同富裕发展非均衡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存在小幅递减趋势，其中贡献率最高的为东-西部区域间差异，其次为东-中部。区域内差异对共同富裕发展非均衡的贡献仅次于区域间，其中贡献率最大的为东部区域内差异。（3）多数省份共同富裕进程的核心障碍因素是共享性不足，同时有近三分之二省份的富裕性障碍度趋于提升。本研究为新时代新征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事实依据和路径启发。

文章基于2007—2021年59个经济体15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技术创新溢出对全球价值链结构性权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前向溢出可通过提升产业数字化→促进价值链地位提升路径提升价值链结构性权力；后向溢出则可通过提升数字产业化→促进价值链地位提升路径提升价值链结构性权力。数字技术创新前向溢出对欧洲区域、发达经济体、中高技术制造业和简单价值链结构性权力在智能化阶段的提升作用更大；而后向溢出对欧洲区域、发展中经济体、低技术制造业和复杂价值链结构性权力在数字化阶段的提升作用更大。中国应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技术创新的前后向赋能潜力，促进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延展与深化，提升价值链地位与结构性权力。

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问题一直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争论不断，数字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再次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在梳理从传统劳动到数字劳动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相关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标准：生产一般下的生产劳动、资本运动总过程中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下的生产劳动。数字平台所涉及的数字劳动大都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平台资本通过“广告费”“中介费”以及利息分红等数字垄断租金的形式实现对全社会剩余价值的分割，其真正来源主要依赖于新价值的再分配过程而非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过程。这就决定了数字平台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应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基础设施平台。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执行的重要目标。实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为主、“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不仅是单维的收入增长问题，也涉及中等收入群体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生活质量的改善。本研究在对已有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标准及测度相关文献综合归纳的基础上，以生活质量法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界定与测算，并使用接受者操作特性曲线对比生活质量法与收入标准法，分析各自特点及具体适用场景，并讨论本研究的政策意涵。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的数据分析表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例近年来逐步上升，2018年已有31.0%的家庭、约3.6亿人达到中等生活质量水平。

本文从股权进入模式与OFDI程度双维视角出发刻画高科技企业决策图景，研究OFDI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究自主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无论 OFDI规模深度或地域广度，独资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均超过合资；（2）自主创新能力在独资模式中对创新绩效尤其是颠覆式创新绩效发挥负向调节作用，且对地域广度的影响大于规模深度；（3）经区位异质性研究后发现，在独资模式中发达国家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而在合资模式中发展中国家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理想；自主创新能力在独资模式中的负向调节作用与合资模式中的正向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