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五 ”计划到“十五五 ”规划，中国经济发展概念经历了深刻的演进变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话语体系。五年规划文本在名称、经济板块权重、话语表达边界及经济发展主体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特征变化，经济发展概念本身也实现了从手段型指令转向目标型战略引领，语义内涵从单一经济增长拓展为综合发展，话语体系从封闭自主走向开放共治，知识来源从输入借鉴跃升为原创自觉的系统迭代。在“变 ”的背后，稳定贯穿始终的是对“现代化 ”的不懈追求、“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核、“国家主导”的调控原则以及“改革转型”的发展思路，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概念的四大主轴。“变与不变”的演进体现了概念发展守正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锚定、人民至上价值统摄、历史主动精神把握方向、稳定改革保障战略更迭的深层规律，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体系与知识体系的建构，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方式、国际分工和全球贸易形态，比较优势的来源及实现方式也随之发生新的变化。本文在梳理比较优势理论及国际分工演进的基础上，考察人工智能时代新比较优势形成的理论逻辑。研究认为，人工智能通过重塑要素基础、分工载体、组织方式和制度条件，推动比较优势由主要依赖传统要素禀赋向智能要素协同、产业场景转化、价值网络组织和数字治理支撑的动态优势演进。中国打造新比较优势，应遵循“要素协同—场景转化—网络组织—制度保障”的基本路径，推动完备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等既有条件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新比较优势。

词元（Token）作为数智时代的基础计量单位，正被广泛视为数智经济的“计价标尺”和“结算单位”。词元固然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具备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某些表象特征，但其价格形成机制并非单纯由劳动价值决定，而是深受资本垄断权力的支配。掌握核心算力基础设施的平台巨头通过对芯片架构、模型能力、分发渠道和计价标准的全面控制，获取了词元的定价主导权，使词元成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攫取垄断利润的新型工具。词元并未成为独立的货币形态，其价值锚定仍然依赖于算力生产的物质基础，且定价权被少数平台中心化掌控。从马克思对货币本质的历史性分析来看，词元计价体系是资本逻辑在数智经济时代的新表现，而非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根本超越。词元经济的核心矛盾仍然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在数字条件下的深化。

数据产权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正确认识数据产权的实质和演进对于数据确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数据产权的实质与演变机制，从数据的特殊属性和社会属性切入，结合数据产权的历史进程，提出数据产权演进的三大原则：数据产权权能分离、由“以所有权为中心 ”向“以使用权为中心 ”转变，以及数据产权的社会化转向。数据产权演进应根据数字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逐步推进，最终实现数据共同占有。

本文梳理了1948 年以来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态势，传统国际经贸规则演变主要有五个特征：区域和双边经贸规则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高、数字和绿色等新兴领域规则不断拓展，边境后措施对国内治理约束显著增强，规则条款对产业和市场的影响日益加深以及单边措施对规则走向的干扰日趋频繁。在此基础上，从国际合作空间、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国内改革治理及安全发展五个维度，分析上述演变对我国经济产生的系统性影响。研究发现，规则演变既带来提升开放水平和参与规则制定的机遇，也对产业安全、治理能力和规则适应性构成现实挑战。对此，本文提出拓展国际合作领域、深化国内改革、培育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健全安全发展风险防控体系四方面应对策略，以期为我国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在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背景下，部分省份自贸试验区之间在制度协同、互联互通、产业合作等方面的联动发展探索，强化了自贸试验区的国内大循环核心节点地位，是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途径。本文在厘清自贸试验区省际联动内涵属性和主要模式的基础上，系统阐释了其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理论机制。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省际联动通过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推动商品服务和要素市场统一、市场监管统一，为破除制度性、自然性和技术性市场分割提供多维助力。然而，自贸试验区省际联动发展仍面临联动空间布局失衡、联动发展内生动力不足、联动改革授权与协同创新受限、评价考核机制缺失等现实挑战。对此，提出构建纵深拓展与跨界协同的联动格局、建立制度化的利益共享与成本共担机制、强化联动改革授权与协同创新机制、完善联动发展顶层设计及评价考核机制等应对策略。

人工智能的全场景普及与全产业链渗透，正深刻重塑劳动力就业结构。传统产业划分与就业演化分析框架已难以适配新的产业与就业格局。本文立足技术进步视角，构建“技术驱动—劳动价值—劳动力市场—制度调节 ”四维分析框架，阐释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结构的作用机制。本文提出以创造性智力劳动为核心的第四产业功能性定义，明确其与第三产业人本服务领域的就业吸纳协同效应。在此基础上，将人工智能冲击下的就业结构演化划分为渗透期、冲突期、重塑期、定型期四个阶段，梳理了各时期的核心特征与转型逻辑，最终提出适配性的制度调节策略，以期为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力就业结构平稳转型提供理论参考。

“十五五 ”时期，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不仅取决于数据供给和制度建设，更取决于企业能否组织数据同劳动、技术、资本和业务场景等实现有效结合。企业数据能力是数据从潜在生产要素转化为现实生产要素的复合型组织能力，体现为劳动者、数据要素与组织制度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具体包括数据接入、数据流通和数据应用三类能力。其生成逻辑在于，数据接入推动分散数据完成资源化，数据流通推动可管理资源完成资产化，数据应用推动可运营资产完成行动化。受技术基础、治理规则、业务吸收和外部制度供给等条件制约，企业数据能力呈现结构性非对称发育，并在实践中表现为资源化之困、资产化之困、行动化之困和制度适配之困。为此，应在识别主要能力约束的基础上，筑牢技术底座、健全治理规则、打造场景闭环并深化制度协同，通过内部组织能力与外部数据基础制度的有效匹配，推动数据要素加快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当前产业链升级面临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升级瓶颈和安全风险三大现实困境。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是摆脱困境的关键：“卡脖子 ”技术突破通过实现“卡脖子 ”技术的自主可控、消除产业链卡点堵点断点、提升本土产业链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等，推动补链固链；颠覆性技术突破通过促进产业链在特定安全区域内纵横向延展、促进产业链高端化、提升产业链国际竞争力等，推动强链延链；原创性技术突破则能够主导构建出包括国内价值链、国际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完整产业链价值链体系，推动构链建链。因此，分类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加快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化、促进国际科技产业合作等，是推动产业链升级的有效路径。

本文基于 1977—2026 年居民消费支出（PCE）细分价格与支出数据，检验截尾均值PCE 等通胀指标的代表性与有效性。研究发现：第一，截尾均值 PCE 通胀以牺牲代表性为代价换取统计平滑性，过滤教育与托儿服务、能源、通信等项目的持续价格上涨/下跌信息，导致统计数据与居民感受之间的背离；第二，2020 年以来 PCE 价格分布由长期左偏转向近似对称甚至右偏漂移，固定非对称截尾规则与现实分布的错配导致截尾均值PCE 系统性低估通胀压力；第三，不存在全景最优的通胀衡量指标，截尾均值PCE 通胀的平滑性会降低潜在货币政策利率反应灵敏度，使其在通缩环境下延缓降息，在通胀环境下延缓加息或指引降息；第四，沃什对截尾均值PCE 通胀的重视是美国债务压力、政治周期、个人政策偏好与技术叙事共同作用的结果，会对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潜在冲击。通胀指标的选择需平衡统计理性与社会价值，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不宜机械照搬发达经济体的截尾类通胀衡量框架，警惕其调整的溢出效应。

人民币国际化是“十五五”时期我国推进高水平开放、建设金融强国和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战略内容。人民币国际化与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内在逻辑，主要体现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适应性调整、国际货币使用格局的多元化演进以及全球金融治理理念的重塑。本文从人民币跨境结算扩展、资产配置功能提升、跨境支付体系建设和区域本币合作等方面，分析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作用机制。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扩大跨境经济金融活动中的货币选择，增强跨境支付基础设施的稳定性与韧性，拓宽“全球南方 ”国家的发展融资空间，并提升我国参与全球金融规则制定和提供全球金融公共产品的能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坚持以实体经济需求牵引，以制度型开放增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构建自主可控、开放互联的跨境支付体系，稳妥拓展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场景，积极参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合作及相关国际规则与技术标准制定。

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是新时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使命。智慧农业增强了中国农业的发展潜力，已成为建设农业强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战略举措。文章立足中国农业强国建设的实际情况，深入剖析智慧农业赋能农业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研究发现，中国在农业强国标识性指标上与世界农业强国仍存在明显差距，但农业智慧化进程持续加速，整体水平显著跃升。智慧农业能够通过重塑农业竞争力、增强农业供给保障能力、强化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直接赋能农业强国建设，还能够通过推动智能农业科技装备研发和应用、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强农业产业韧性、驱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间接赋能农业强国建设。因此，需要瞄准国际农业技术前沿和中国农业发展现实需求，从实现路径、驱动机制和保障体系三个方面，推进智慧农业布局，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助力中国在农业智慧化浪潮中，实现从传统农业大国向现代农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