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和命题，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已有研究从财政分权、地方竞争、晋升激励和政策试点等角度解释中国高速增长机制，但对新发展阶段地方政府目标如何调整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本文以我国市场规模大、地区差异明显、治理层级复杂的现实条件为背景，分析正确政绩观在经济增长治理中的关键作用。正确政绩观影响地方政府对政绩的理解，显著改变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和风险防控之间的目标排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助于纠正地方政府的短期化、显绩化和辖区化倾向，并进一步通过政策适配与试点反馈、考核评估与动态纠偏等机制，优化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和治理行为。这一分析有助于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关于大国增长条件下多层级治理和地方政府目标调整的理论命题，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来自增长治理领域的学理表达。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依托新自由主义扩张、金融化加深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霸权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重塑全球竞争格局、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的新工具。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如何以数字霸权为基础，通过平台化生产组织、全球分工体系重构和跨国资本扩张，不断再生产出当代的不平等积累结构，使帝国主义在当代呈现出新形态，同时也蕴含新的危机。在此背景下，总结和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立自主创新模式的成功经验，讨论中国突破资本主义数字霸权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认为，中国并非通过被动嵌入既有依附性分工体系实现外生增长，而是依托新型举国体制推进自主的重大基础性创新，使数字技术创新产生的经济剩余尽可能留在国内；再通过“引进—消化 — 自主发展 ”的内生循环，将经济剩余转化为持续创新能力，从而系统性地改变价值的形成、占有与再投入方向，逐步突破资本主义数字霸权。中国道路为“全球南方 ”国家突破数字霸权、摆脱技术依附、实现自主发展提供了替代性的可行路径。

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农村消费提质扩容是释放内需潜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数字经济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通过技术渗透、业态创新和要素重构，正在深刻重塑农村消费的运行逻辑。本文构建数字经济消费升级的系统性分析框架，从收入赋能、流通变革、供需适配、预期稳定和公共服务保障五大维度阐释内在传导机理。根据农村宏观统计与微观消费数据，系统揭示“十四五 ”时期我国农村消费在规模增长、结构优化、渠道融合、差距收敛与理念转型等方面的实践成效与阶段性特征。立足“十五五 ”时期扩大内需战略导向，从数字基建普惠升级、消费供给侧改革、数字平台协同治理、社会保障兜底加固、城乡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区域分类精准施策六个维度，构建协同高效与可持续的政策实施体系。

尽管人工智能具有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但其在短期内引发了广泛的“创造性破坏”，亟须社会经济系统“包容性转型”。在此背景下，本文关注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影响。梳理既有研究显示，人工智能的技术冲击呈现出“企业—劳动者—区域 ”传导路径：企业作为人工智能采纳的核心主体成为冲击起点，劳动者通过企业智能化转型的任务重组被动嵌入冲击链条，区域的宏观结果则是技术环境下微观行为的空间加总。在此过程中，受制于“数据—算力—算法”、技术吸收及组织适应的多重约束，企业产生显著的采纳分化；人工智能对常规任务的替代与对认知任务的互补，诱导劳动力市场出现“高等强化—中等替代—低等保留”的极化趋势；要素集聚、创新网络和政策环境差异，进一步在空间上强化了区域发展的“中心—外围”格局。在政策响应中，应以劳动者保障、企业支持和区域平衡为导向构建包容性发展政策体系，通过主动调节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系统实现“包容性转型”。

区域联动发展是将发展落差势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的关键路径。其以基础设施互通为前提、以创新链与产业链跨域协作为路径、以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为骨架、以体制机制协同为保障，推动区域间优势互补、互融互促。区域联动发展形成于区域关系的历史性演进，根植于区域发展理论的时代拓展，服务于新发展阶段的现实需求，体现出历史传承性、理论创新性与现实紧迫性的有机统一。当前，合作激励不足、规则缺位、能级落差与产业同质并存、大通道功能释放不足等梗阻，使区域联动陷入“不想联、不敢联、不能联、无处联 ”困境。“十五五 ”时期应从制度破壁、规则筑基、三链协同、通道赋能四个维度发力，推动区域联动由理念共识走向实质落地。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制度安排。本文基于2014—2023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何影响企业专业化分工。研究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显著提升了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市场扩张、要素流动和制度协调是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企业专业化分工深化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促进作用在市场势力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较低、产业链偏下游及非省会城市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经济效果分析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提升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了行业集中度，强化了市场竞争。本文从微观视角揭示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影响企业分工结构的内在机制，为深化市场化改革与优化产业分工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美主要经济体产业政策呈现从效率优先向安全优先的范式转型，标志着“华盛顿共识 ”式微与新重商主义回归。本文系统考察了后金融危机时代欧美产业政策从市场修补向战略干预的演进轨迹。研究发现，该转型历经重塑实体经济、安全转向及战略竞争三个阶段，核心在于国家角色从市场失灵纠正者向市场塑造者的嬗变。这一转型在实践层面表现为补贴与壁垒的双向干预，不仅引致全球产业链区块化与技术扩散孤岛化，更因财政赤字货币化加剧了宏观金融周期错位，进而侵蚀长期增长动能。中国需构建集科技自立、链条重塑与金融防御于一体的系统性应对框架，依托新型举国体制攻坚核心技术，通过国内大循环吸纳外部冲击，从而在战略博弈中掌握发展主动权。

开源是开放式协作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吸纳的产物。开源式垄断是数字经济时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新表现。科技巨头以封闭的内部研发为中心，汲取和利用开源社区中的公共知识资源，培育垄断性技术生态，进而将技术生态控制权转化为瓜分全球剩余价值池的主导权。科技巨头以开源精神为旗帜无偿占有和利用个体开发者在自由时间投入的劳动，形成资本对个体开发者的时间剥削，并通过意识形态工程使全球开发者自愿为资本“贡献 ”剩余劳动乃至自由时间。开源式垄断形成全球南方对西方科技巨头的参与式依附，成为西方数字技术霸权的重要支柱。我国应通过积极培育开放式协作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推动开放式协作从促进知识开放共享向促进人类解放的更高目标发展，最终破除开源式垄断。

智能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智能化升级，正经历从“链接匹配 ”到“创造决策 ”的范式跃迁，其健康发展有赖于系统厘清与数字经济的深层关系。本文首先基于数字经济提供的物质与技术基础，从生成过程与结构分野入手，揭示智能经济经由传统产业数字化、数据成为关键要素、人工智能嵌入到系统自主涌现的四阶段生成历程，并从基础层、要素层、运行层、产业层对比了智能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核心差异。其次从技术、要素、组织、制度四个维度阐明智能经济对数字经济的继承关系。再次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个层面阐释智能经济对数字经济的系统性超越。最后从技术、要素、组织、制度层面提出推动智能经济发展的四维路径。本文为“十五五 ”时期理解智能经济的生成逻辑、继承性与超越性，以及制定针对性发展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随着地方债务治理持续深化，基层融资平台运行环境由软约束转向财政金融双重硬约束，债务风险呈现结构性转变：风险压力由存量规模压力转向流动性压力，矛盾由财务困境延伸为市场化处置难题，诱因由债务结构因素拓展至平台治理因素。融资端监管收紧、渠道收缩，叠加资产端公共性资产盘活受限、处置预期走弱，驱动风险自我强化演化。当前基层平台市场化退出存在制度适配不足、政企权责边界模糊、公共性资产处置规则缺失、债权人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现实困境。健全有效的平台退出治理机制，需以风险隔离、分类处置与平滑过渡为原则，通过实施差异化退出路径、建立公共性资产处置规则、设置前瞻性处置流程、完善立法与制度协同，统筹平衡好财政纪律约束、风险有序出清与公共服务持续供给。

在全面建设金融强国、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战略背景下，普惠金融在激发微观主体创业活力方面的政策效果亟待系统评估。本文以小微支行的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2 年区县层面面板数据构建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普惠金融服务下沉如何影响个体工商户这一中国最大灵活就业群体的进入行为。研究发现，设立小微支行显著促进了个体工商户的进入。机制分析表明，小微支行设立通过提升信贷可得性实现资本赋能，通过提升创业主体的内在能力实现创业主体赋能，从而促进个体工商户的进入。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效果在商业信用环境较好、地理区位优势地区以及非生产性服务业中更为突出。此外，本文还发现小微支行设立在降低显性利率成本的同时，也可能催生隐性寻租成本，其影响在首次贷款群体中尤为明显。本文结论为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高质量就业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农地改革因多重目标冲突导致政策调整较为频繁，对基层执行形成挑战，影响实施效果，亟须厘清其生成逻辑与调适机制，增强政策稳定性与执行效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契合改革开放初期国情，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推进，城乡差距扩大、农民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凸显，导致小农经济衰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缓慢。为防止出现农业生产力真空，政府推行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政策。但农地物理细碎化、产权过度分散与老人农业蔓延等因素制约了农业服务规模化的实现。鉴于进一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当前政府将农地改革重点转移到农地整理与高标准农田建设上，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创造条件。从长期看，城镇化推进与农村社保完善等外部环境改善有助于化解产权分割与分散，政府应适时推进农地制度改革降低流转交易成本与经营风险，推动规模化经营，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