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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黄泰岩 特木钦
    2020, 1(5):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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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对2019 年我国19 本样本中文权威期刊上发表的全部学术论文按专题进行分类统计,得出了2019 年中国经济研究前20 大热点排名,并用论文关键词的频次加以验证,参照2003-2018 年的热点排名,分析了2019 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的排名变化及其规律,揭示出2019 年中国经济研究主要围绕总结新中国70 年发展经验,明确新时代需要坚持什么、完善什么、发展什么而展开的,并由此决定了2019 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变化的主要动因及其表现出的十大特点,最后以中国经济研究的已有成果为起点,探讨了中国经济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常庆欣 张旭
    2020, 1(5):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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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要义,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在避免马克思指出的“经济人”的缺陷的基础上,在遵循他关于“人的一般本性”的基本规定的前提下,在对马克思考察的“变化的人的本性”的变化趋势的深刻把握中,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实践,对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这个根本问题做出回答。从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思想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之间,存在着运用、发展与创新关系。证明“以人民为中心”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重要成果和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基本指南。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
    范硕 何彬
    2020, 1(5): 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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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开放模式中所隐含的“中心—外围”、“核心—边缘”分布格局不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构建理念是各国之间的命运休戚与共、互利共赢以及国际规则上的“共商共建”,其包含的经济内涵十分丰富:点明了开放经济的本质是通过“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来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指出高层次开放的核心是制度型开放;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关键是要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核心理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行全面、高水平的开放格局”又是中国特色对外开放实施过程中需要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当前,中国的开放实践正从四个方面具体展开: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开放型经济发展新空间;进口与出口并重,“引进来”与“走出去”同行;大胆探索自由贸易试验区,采取全面开放举措;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维护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
  • 理论经纬
  • 理论经纬
    刘皓琰
    2020, 1(5): 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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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散点”结构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生产结构,它通常由一个技术型、研发型的核心企业和大量零散分布的边缘经济体共同组成。“中心—散点”结构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核心企业与边缘企业共同组成的外包模式,另一种则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平台—个人”模式。“中心—散点”结构的存在依赖于数字技术打造的“社会矿场”,劳工可以利用数字工具在社会范围内获取海量资源。“中心—散点”结构的生产方式则是“社会工厂”,劳工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将整个社会变为产品的制作和加工场所。由于“社会矿场”和“社会工厂”的存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企业的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了提高,但剥削性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在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下,“中心—散点”结构中的剥削程度出现了进一步的深化,一种基于“中心—散点”结构的跨国数字资本主义积累体系也开始出现。
  • 理论经纬
    聂飞
    2020, 1(5): 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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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构建了一个动态方程,结合2003—2017 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在地方政府去工业化过程中的驱动作用,并考察产业政策与供给侧的要素配置协同路径以及需求侧的市场竞争协同路径对地区去工业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产业政策能够有效地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和抑制制造业空心化,总体上具有良性去工业化效应。(2)中西部地区产业政策将会引起当地去工业化进程明显加速。(3)产业政策的去工业化效应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表现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更倾向于与服务业融合,尤其是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融合。(4)产业政策对去工业化的影响还具有非线性特征,表现为产业政策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具有“U”型规律,而对制造业空心化的影响则具有倒“U”型规律。(5)对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影响路径的考察发现,产业政策将会促进生产要素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集聚,有利于制造业服务化;产业政策还会加剧制造业市场竞争,在创新倒逼作用之下,产业政策具有制造业服务化效应。
  • 理论经纬
    何宗樾 宋旭光
    2020, 1(5): 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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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个人就业决策的影响。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非农就业,特别是受雇型非正规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创业者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进一步实证考察了人口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源以及金融资源禀赋等多个具体维度下数字经济对个人就业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红利偏向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并且有助于缓解个体创业的借贷约束以及社会关系资源不足的制约,能够显著促进他们的就业决策。结合疫情发生之后的数字经济表现,我们认为,当前应充分认识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差异化作用机制,深刻认识疫情发生对我国就业市场的长期影响,及时补上数字经济相关就业市场短板,充分总结数字经济在疫情防控中的创新经验,因势利导做好当前稳就业促发展工作。
  • 发展战略研究
  • 发展战略研究
    刘亚雪 田成诗 程立燕
    2020, 1(5): 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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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构建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刻不容缓。本文采用世界银行WDI 数据库2001—2017 年99 个国家的数据,在“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基础上,加入稳定发展指标,构建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研究发现:全球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发达国家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明显优于发展中国家,欧洲国家明显优于非洲国家;某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与各分系统水平表现不一致:中国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上表现相对最优,但协调发展水平和绿色发展水平表现相对较差;创新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的变化趋势表现为一致性,说明创新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为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全球需要针对性地制定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等政策促进全球经济协同提升。
  • 发展战略研究
    尹响 易鑫 胡旭
    2020, 1(5): 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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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先后对中国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困境。本质来看,是由于重大流行疾病爆发导致世界各国封锁边境、限制人员流动造成全球需求萎缩和供应链中断引发的流动性危机。在当前疫情全球大流行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叉融合背景下,任何一国无法靠“单打独斗”遏制住疫情并重拾经济增长。为有效控制疫情,化解全球经济衰退风险,需要世界各国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惯有“傲慢与偏见”,通过加强信息沟通、经验互享、携手合作,尽最大努力巩固全球化成果,稳定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才能共同应对此次公共卫生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当前,中国采取的严格防控疫情、稳定经济秩序、加强国际合作等一系列举措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可借鉴的经验和方案。
  • 体制改革
  • 体制改革
    郑继承
    2020, 1(5): 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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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贫困治理将迎来历史阶段性转轨,扶贫开发的重心将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问题。相对贫困的多维性与动态性决定了治理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也将导致治理思路在价值内涵、衡量标准、瞄准对象、战略目标、路径策略等方面产生重大变革。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立足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围绕转型机制、动力机制、衔接机制、保障机制和责任机制等关键点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既是我国贫困治理历史阶段性转轨的现实需求,又是切实有效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必然选择。
  • 金融问题研究
  • 金融问题研究
    周利 冯大威 易行健
    2020, 1(5): 9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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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劳动力追踪调查(CLDS)匹配数据,通过构建城乡居民家庭信贷门槛模型与使用基于分位数回归的MM 分解方法,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探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红利”显著,即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在低分位点处其边际效应更大。其次,对城乡家庭收入差距的MM 方法分解结果显示,城乡家庭的收入差距主要源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等变量本身的特征差异;城乡两组家庭间的回报差异存在,但主要影响低分位点处的收入差距,对高分位点处的收入差距影响有限;基于RIF 的单变量分解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成为继年龄、户主户口状态、受教育水平、家庭规模之后又一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最后,影响机制的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通过增加金融可得性、降低门槛效应这一机制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即使替换不同的关键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 三农问题
  • 三农问题
    郑淋议 钱文荣 洪名勇 朱嘉晔
    2020, 1(5): 10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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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梳理农村土地制度公私争辩的基础上,以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治权”二分关系为分析框架,探讨了中国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缘由。研究表明,伴随着渐进式改革的不断推进,在农户家庭层次,现阶段农户享有较为完整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等核心权能和包括入股与抵押融资在内的他项权能,已经可以满足他们土地合理使用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在农民集体层次,土地集体所有制凸显更为优越的制度优势:一是延续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非正式制度嵌入的自治传统,节约了科层组织的设置成本,降低了农地制度的运行成本;二是照顾了集体化时期遗留的所有权主体混合配置的客观现实,兼顾制度稳定性与制度灵活性,有效避免了强制性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可能冲击;三是农民集体是一种双重委托代理治理关系的中间组织,可以有效避免小农户与大政府和大市场进行“多对多”的直接交易,节约诸多交易成本,发挥集体组织“统分结合”的双重优势。因此,需要毫不犹豫地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重视土地产权改革从归属到利用转变的宝贵经验,在继续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同时,加强农村土地治权方面的制度设计,发挥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优越性,确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制度自信。
  • 三农问题
    尚旭东 吴蓓蓓
    2020, 1(5): 1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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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凭借多主体联合开展的分工协作,契合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现实要求,成为引领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构的标杆。成就的取得得益于组织在内部规制、主体行为、市场结构领域的创新:经营秩序创设、交易费用节约和组织收益让渡。组织创新同时,组织发育也不可避免出现家庭农场经营“去家庭化”、成员行为选择“俱乐部化”、忽视联结小农户、合作关系不平等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使得组织进化不仅面临内部利益联结弱化、成员分化风险,也与政府支持政策目标相背离。有为的政策设计应聚焦于避免政府创租、主体寻租、非排他性资源利用等农业公益性服务领域,探索和创新脱离补贴激励、项目推动的组织创设支持路径。